李群：从文物实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是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也是古代中国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代表。这场发生于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一直延续至秦朝建立，广泛调动了社会积极因素，推动秦国日益发展壮大，为一统天下奠定坚实基础。出土于湖南龙山的里耶秦简，记录着秦代地方行政运作。作为行政制度的创新实践，郡县制极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有效地统配了重要战略资源，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社会稳定。位于山西太原的唱经楼，是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后宣唱考生名次的重要场所。自隋唐创新设立科举选官制度以来，拓展了国家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的社会基础，在较长时间内保障了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稳定运行。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我们要坚持把创新摆在事业发展的核心位置，持续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推进文物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破除体制机制束缚，不断用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文物和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坚守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众多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史前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奠基时期，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至晚在距今8000年前就相互交流和影响。距今6000年以来，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散、良渚文化北进、大汶口文化西渐等文化事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间的文化互动交融日趋紧密。距今3800年以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中原地区开启引领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并最终在秦汉时期融汇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最新成果，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区近年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出土的铜尊、铜罍、铜瓿等，明显带有商王朝青铜文化特色，青铜冶炼涉及的范铸、焊接等技术与中原地区如出一辙，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的图景。新疆考古以汉唐西域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军政建置核心城市为重点，开展10余处城址及其他军镇设施遗址调查发掘，逐步明晰石城子古城、北庭故城的沿革发展与布局规律，以考古实物阐释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史实，实证新疆自古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世界文化遗产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立有《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碑文记载着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远离家乡140多年后历尽艰辛重返故土的历程，昭示着“民族不可散”的家国情怀。

在新落成的三星堆博物馆内，有这样一件文物，融合了三星堆文明、夏商文明的典型特征，也兼具了良渚、仰韶、石家河等文明的印记，它就是青铜鸟足神像。这件三星堆先民创造的艺术杰作，闪耀着中华大地多个区域文明交流互融的光芒，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图为青铜鸟足神像局部。新华社记者王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