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块简单的研墨石板到明清的万紫千红——程骞话砚事春秋④

三是砚事文化在明清时已成一股文风清流，在各级官员和文人的广泛参与下，赏砚、藏砚、拓砚、铭砚和品评论砚成为风气，专门砚著和砚谱纷至沓来，尤其是在清代，象高凤翰的《砚史笺释》和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砚谱》等砚事专著纷纷面世，而乾隆更是以历代帝王藏砚、评砚和铭砚第一而著称，御制《西淸砚谱》更是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砚著。这既与上有所好而下必甚焉的文化导向相关，又反映了砚事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文化的热点话题。从而也推动了砚式设计和雕刻技艺的发展。端砚的广东作，歙砚的徽州作，以精细传神著称的苏州作，以及皇家御制的官作，在清代形成不同的制砚流派，到民国初年时，受苏州作和西方绘画雕刻艺术影响而形成的上海海派砚雕，又使砚雕艺术达到了状物传神的新高度。同时，景德镇在晚清时形成的浅绛彩瓷画艺术，又使瓷制砚别开生面。

乾隆致远堂虎符御制澄泥砚。此砚为乾隆四十年重启澄泥砚制作的皇家苏州织造所御制，虎符释天下兵权为帝王所有，砚背铭“致远堂”为乾隆亲笔堂号。皇家苏州织造所制的御制澄泥砚，多载于御制《西清砚谱》，收藏于台北故宫，民间所藏极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