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好哲 | 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的元理论思考

文艺评论话语生产不仅基于一定的文艺观念而展开，而且总是需要借助一定的概念术语来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他还强调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这里，所谓“标识性”，是指某事某物具有易于辨识的独具特点或特征。中国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中概念术语的标识性从根本上讲即如前所述的中国性。作为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提炼、中国理论观念的表达，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标识性概念应是系统化的、多层次性的，有大小主次之分。虽然说究竟哪些概念算是中国文艺评论的标识性概念，学界会有见仁见智之论，但其中必定会有某些共识性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同志以“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的概念标明了文艺的上层建筑性质；以“社会生活”概念建构起了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基本理论关系，解释了文艺的源泉和动力；以“人民”概念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本体论基础，指明了中国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三大基本概念及其所承载的思想理论观念至今依然是中国当代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最重要、最具标识性的理论概念。尤其是“人民”概念，特别地承载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对文艺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以至学界不少人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称为“人民艺术论”或“人民美学。”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创作源泉、文艺服务对象、文艺工作中的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文艺家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等多个方面，对中国的“人民美学”作出了最初的理论创构。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将“文艺为人民服务”规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提出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任务，“人民”或“人民性”从此成为新中国文艺最为醒目的标识。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重申，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进而提出了“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重要思想论断。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这一思想论断，进一步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文艺工作导向。他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的“人民美学”话语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处境的有机遇合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人民性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与境界。展望未来，中国文艺评论话语的标识性概念系统是不能脱离开以往历史地形成的这些重要概念术语而凭空建构的。

除了文艺观念、标识概念之外，批评标准在文艺评论话语知识体系中也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在文艺评论话语生产中，依据一定的批评标准进行判断和评价是不能缺少的环节，也是文艺评论能够在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中发挥批评功能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中，经典作家历来重视文艺批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将“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或“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统一作为文艺批评“最高的标准”，并基于这一标准对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卡尔•倍克、欧仁•苏、斐迪南•拉萨尔等人的文艺创作作出了经典性的评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曾力主文艺批评要有“一定的圈子”即一定的标准，讽刺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是“怪汉子”。毛泽东同志则明确提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两个标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革命文艺批评的基本衡量尺度。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文艺批评的标准也发生了由“政治”取向向“人民”取向的迁移。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此后，胡锦涛同志也提出，文艺作品“要接受人民群众检验”，“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则进一步提出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首先是经得起人民评价，强调当代文艺批评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提法和论述，是人民主体性观念在文艺批评功能和批评标准问题上的深刻理论体现，是马克思所主张的“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观点的回归，不仅突破了中国自身先前文艺批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维设定的理论局限，也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批评标准作出了理论内容上的丰富与拓展。然而，在我国以往和当下文艺评论的发展中，无视甚至背对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用外来的文艺批评标准剪裁中国的文艺现实的情况时常发生，此外也存在批评标准混乱、批评标准不明确或者干脆凭自己的主观印象而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的情况，这都不能不影响到文艺评论学术质量的提升和批评功能的发挥。要真正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正确的批评标准是决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