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丨坚定文化自信，输出中国文化

做学问坚守中国立场和文化自信很重要。长期以来，学术界流传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即认为民国学者——1911到1949这三十多年的学者，比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学者水平要高，故而大捧民国学者为大师。其实，钱钟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就打破了这类迷思。“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除了《围城》和《谈艺录》为民国时期所写，他的诸多重要著作《管锥编》四卷、《宋诗选注》等都是在新中国写作出版的。季羡林先生所有著作包括译著，大部分都是在1949年后写成并出版，只有他的博士论文在1940年代写成。我的看法是：新中国学者一点不比民国学者差，甚至超过了民国学者。如美学大师宗白华、朱光潜的美学著作远远超过了民国美学；冯友兰、张岱年的哲学和哲学史著作，同样超越了民国那些半部哲学家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做学问首先应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事实上，在学术文化领域中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东西方世界共同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学术应该参与到建立国际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当代理论家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精神生态中寻找中国式的文化光辉和美学神采。

在漫长的学问之途，我坚持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经典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北大执教多年后，则转向中国立场的国学研究，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这表明我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也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是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学问漫长，人生短暂。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介入中，我没日没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并尽可能地正视自己的弱点、盲点和误区，从而与时俱进地得以真正面对真实的学术和真实的自我。

（来源：王岳川工作室）

艺术家简介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华美学学会原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协会原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六、七届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副主席，教育部中国书法指导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中南大学等大学双聘教授。担任学术泰斗季羡林先生八年助手。出版学术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

国学研究著作主要有：《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文化战略》《中国镜像》《全球化与中国》《<大学><中庸>讲演录》《王岳川解读<大学>》《王岳川解读<中庸>》《王岳川品大学中庸》《君子之道》《目击道存》《文艺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全球化与中国》《后东方主义与中国文化复兴》《大国文化复兴》《诗·言·道》《季羡林评传》《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饮之太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书法艺术美学》《书法文化精神》《书法身份》《文化书法》《简明中国书法史》《简明中国书法美学史》《诗词与书法》《文化与书法》《文化书法的美学境界》《文化书法的发展历程》《饮之太和：书法审美境界》《王羲之王献之》《书法里的中国》等。

西学研究著作主要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艺术本体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中国后现代话语》《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西方艺术精神》《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当代西方美学主潮》《20世纪西方文论》等。

学术上主张“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会通中西，中国身份”，提出文化书法应“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坚持“汉字书法是‘汉字文化圈’文化重建的重中之重”，致力于中国文化和美学的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