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铎、孔新苗 | 文明互鉴：人工智能视角下“美育文化”和“数的观念”再思考

如今没有人否认人工智能科技给人类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面对“智能”这一最神秘、最高端的生命能力，人类的万物之灵主体地位受到深度冲击，甚至有学者发出了“人工智能正在掌握入侵人类文明系统的钥匙”的警告，从不同角度对人工智能能否具有意识、能否全面超越人类进而统治人类的辩论可谓众声喧哗。在这一新语境下，如何借用各种思想资源重新定位人类精神活动在新情境下的独特性？如何重新认识美育实践与守望人性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本文立足21世纪人工智能发展所可能形成的人类与“类人”硅基智能的智慧生产双主体共在境遇，深入探讨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华文明“美育文化”和西方文明“数的观念”。在此问题意识下，进一步探究美育作为方法论，于跨文化通约中守望人性价值的可能路径。

一

希腊“数的观念”

无论中西，先民皆从直观物质的角度研究世界的始基或本源。中国古人提出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古希腊人从公元前7世纪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到公元前5世纪的恩培多克勒，相继提出了土、水、火、气四元素说。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又提出“数”是世界的本源的观念，从而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世界角度:数是最智慧的，和谐最美，数的和谐是最智慧的，也是最美的。到公元前4世纪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构架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以“数”的逻辑思维方式系统建构了西方哲学理解世界、解读世界的思想构架及关于“美”的理论。在中世纪，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古希腊哲学著作，以及托勒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天文、数学和物理学著作等幸运地逃过散失命运，通过阿拉伯人的收藏和阿拉伯学者的“话语介入”得以存留，在14世纪又乘文艺复兴之风回溯西方世界。16世纪发生的科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标志着“数的观念”及其表达方式全面、系统地成为解释物质世界最严格、最纯净、可超越不同文化隔阂而全球通用的科学思维方式、符号诠释系统。今日人工智能的发展证明，数的语言就是那个令上帝恐惧，具有跨人类语言通约性的人间“巴别塔”。

在这个意义上，数的观念是中西两大文明演变的重要分水岭。如果说西方的数理理性偏于抽象的、严格的逻辑论证，那么中国则偏于天人合一观念之上的人与社会的伦理秩序价值解读。陈嘉映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就是科学”。“在柏拉图那里，philosophos爱的、追求的是episteme。Episteme这个词现在经常就被译成科学，在英文里则经常译作science。哲学家爱智慧、爱客观真理、爱科学，哲学家与philodoxos相对，philodoxos爱自己的看法，爱成说，爱成见。柏拉图通过episteme这个词把哲学家和诗人或神话家区分开来。神话是传统智慧，从祖先传下来，提供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和人生规范，episteme则是一种反省的认知，批判的认知，源远流长的东西可能是错的，真理需要通过批判才能获得。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态度’，就是哲学态度。”为此陈嘉映用“哲学—科学”来称呼近代科学革命之前西方思想的特点，描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体系里自然哲学或曰“实证的”物理学与“抽象的”形而上学在思维与逻辑上互为依存的密切关系。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一方面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提升，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揭示物质世界的运行秘密。从宇宙大爆炸到生命基因研究，自然科学高歌猛进，却将作为感性的、具体人的悲欢离合以及情感的审美体验边缘化了。“自然科学家总是倾向于从根本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尽管立足科学原理的新媒介技术可以不断超越现实局限让艺术不断形式推陈出新、形象以假乱真、场景无中生有，但美与善的鲜活联系却在拟真、视眩的媒介呈现中日益分离。现代生活“意义的丧失”尽管成因相当复杂，陈嘉映认为“‘科学的世界观’恐怕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