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铎、孔新苗 | 文明互鉴：人工智能视角下“美育文化”和“数的观念”再思考

希腊哲学史专家伯内特认为，科学就是“以希腊方式来思考世界”。这个思考方式的特点可集中在两点，一是迄今为止的西方主流哲学力求为世界提供整体理论解释框架，既包括宇宙物理也包括人类道德，即所谓“理论理性”。比较之下，中国传统思想更加保存了人与人、人与物的现实生存关系，这种理性也被称为“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后者讲求实际、讲求经验，不太关心建构现象背后高度提炼的“普世理论”框架与本体论逻辑。二是西方的理论理性力求找到一种最严格的理论话语描述所研究对象的形态、定义其性质。而数的观念和符号恰好成为最符合这一要求的有效而纯粹的思维和语言方式——将“人为因素”减到最小，不断扩大可测量、可量化向度。例如，当水被加温到一定温度计刻度后，就变成了蒸汽而不再是液态;降低温度到一定刻度，水又变成了冰，体积增大而成为固态。温度计以“数的语言”清晰刻画了水的性质特征和形态转化边界。数的观念和计量器具一起，形成了现代人对世界物质的性质、变化条件的科学认知与度量描述，催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西方中国科学史专家曾提出“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所谓李约瑟之问，是典型的用西方理解世界的观念来看中国现象，我们对此问题的反思也往往不自觉地陷入西方“套路”。“因为西方的思想、制度等等在上两个世纪统治了世界，我们很容易把西方的发展当作是正常的，当作正道，你要是和它不一样，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如果不从这种西方中心来看问题，更好的问法就不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是西方怎么就发展出哲学—科学。”

今天的人工智能，正是用“数的观念”将人类大脑的思维机制、过程、功能进一步数字化，同时还力求将人类的意识、情感及审美表达数字化，力求实现对人类“智能”和“审美”这两种最核心的，曾被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神圣能力的数字化。可以说人工智能是“数的观念”发展到21世纪的最大野心以及最大成就。然而，算法真的可以再现、模拟并最终替代活生生的人的喜怒哀乐情感吗？生老病死的具身体验、语言与思维的社会交往情境反应，甚至关于自私与奉献的社会伦理教育，也能被基因修饰技术和智能机器人代理吗？

二

中华“美育文化”

中华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比较特点由学者总结为“审美型”。尽管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美育”这个概念，中国现代美育开拓者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评价孔子的思想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20世纪实践论美学家李泽厚则将中国文化整体描述为“乐感文化”，“由于‘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自然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它作为所谓人生最高境界，乃是教育的功效，所以儒家无论孟荀都主学习、重教育;或用以发现先验的善(孟)，或用以克制自然的恶(荀)。它们所要求的人格塑造是以仁智统一、情理渗透为原则，实际是孔子仁学结构向教育学的进一步推演。一方面它要求通过培育锻炼以达到内在人格的完成和圆满;另一方面，由于肯定人生世事，对外在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学习讲求，也成为塑造的重要方面和内容。”由此划开了中西哲学文化的重要区别:“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在此基础上《中国审美文化史》作者陈炎在中西比较视野中继续谈道，为什么“唯中国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神祇而泰然自若地处理日常事务，唯中国人可以不依赖任何教义而视死如归地超越现实人生……中国人如何能够超越个体的有限存在”？答案是“一是靠伦理，二是靠艺术”。伦理、艺术，均是发生于生存环境、人文传统、生活情境中的文明成果。同时，社会伦理的建立、艺术语言和审美理想的生成，又是经过千百代人在生产力提升、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结构更替、人文艺术演变的历史中积淀而成。总结而言，如果说中华文明以“实践理性”区别于西方的“理论理性”，那么同人类情感机能、道德机制密切相关的中华美育文化，则是这种实践理性培养有用之才的中华育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