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金 | 古典学复兴的时代背景、属性及其意义

人格型古典学常常围绕伦理关系展开，十分讲究人伦关系，让人们择善明用，明白所处的位置，按照规矩规范行事；在天人关系上，提倡“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分”相对立，强调人的存在与自然存在的统一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当下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生态伦理危机和科技伦理危机。如今气候变化就是人类不遵守生态伦理所致，破坏与污染环境的行为引发人类的生存灾难；随着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一旦科技伦理出现问题，带来的可能就是技术的反噬甚或人类的自我毁灭。所以，我们应该从人格型古典学中寻找处理好生态伦理与科技伦理的智慧。

（四）当下古典学复兴的大同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大同属性，是大同型古典学复兴，而不是殖民型古典学复兴。大同型古典学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讲究“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倡导天下一家亲，主张“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谐万邦”；贵在“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贵贱之分；在为人处世与社会治理体系上，充分体现于“三纲”和“八目”，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勾画出天下太平的一派景象，正如李卓吾所言：“三纲领处，鸳鸯画出；八条目处，金针度人也。”（《四书评》）殖民型古典学则强调本位利益和局部利益，采用文化压制、种族歧视等手段，贬低原住民文化，宣扬种族优越论，追求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强调文明冲突论，信奉零和博弈，而且又常常为自己制造出一堆像“修昔底德陷阱”那样的所谓“陷阱”理论。

面对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大同型古典学具有天下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也从人性的高度看待天下，不仅仅对中华民族自身具有现实意义，对人类和谐共生及全球治理也具有普遍意义；关注天下，以天下为一家，对于纷乱复杂、战争不断的人世间，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泽厚曾认为：“注重现实生活、历史经验的中国深层文化特色，在缓和解决全球化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调停执着于一神教义的各宗教、文化的对抗和冲突中，也许能起某种积极的作用。……与亨廷顿所说相反，中国文明也许能担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中的调停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大同型古典学一脉相承，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中“天下观”和“和”的文化精髓，追求不同国家间形成共建美好的最大公约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观同样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子，旨在凝聚全球各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五）当下古典学复兴的结合属性

当下古典学复兴具有结合属性，是结合型古典学复兴，而不是简单的泥古型古典学复兴，更不是消解型古典学复兴。结合型古典学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中国立场，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协调；坚持有扬弃的继承和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结合型古典学还要与现代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文化交流互鉴，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不同国家和人民的不同信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结合，蕴含着彼此契合，而不是牵强附会；意味着相互成就，而不是相互毁坏。结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创造新思想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才是最终目的。泥古型古典学则是注重对经典文本的机械复刻而非创新，总是发出“人心不古”一类陈词滥调式的抱怨。这种文化复古主义，不论青红皂白，全盘肯定传统文化，故步自封，泥古不化，一切从守旧出发，是一种退步论消解型古典学不仅质疑经典，怀疑历史的真实性，甚至否定历史事实和进程，否定传统。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体现为对本土历史传统的否定与消解，削弱国人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