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光 | 晚明文人篆刻与金石气意识的产生

人们经常把印章和篆刻艺术混为一谈，实则不然。印章艺术应当指的是元明之前由工匠所刻或所铸，或由文人自己篆字交予印工所制，此时虽然印工可能无意识地加入自己的审美观点，但很难说是自觉的审美艺术，他们只把制印当做谋生的手段而非艺术作品，此时的印章只能称为印章而非篆刻艺术，是实用而非艺术。元明之后，由于容易入刀的石料被发现，印章的制作者渐渐由印工转化为文人，此时的印章才可以称之为篆刻艺术。因为篆刻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文人的一种艺术创作，艺术审美的比重远远超过实用的意义。陈振濂先生提出了这样划分的理由：“第一：上古铜印大都是铸的，其制作手段一般较复杂，不易为单个艺术家的创作理想服务。且其工艺性太强，难以承受抒情写意的主体要求；又加之它是集体合作，也不符合艺术创作的个性化要求。而作为篆刻的元明清石印恰好反之，制作手段不复杂，又把篆与刻两套技巧集于艺术家一身，因此它自当不同于铜印时代的‘印章’。第二：上古印章的制作者均是工匠，他们既无专业意识，也缺乏上乘的文化修养积累，制作印章是目的性很强的技术过程；而元明清的篆刻的主体却是艺术家，他们有明确的专业意识，更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积蕴，他们创作篆刻作品，是为了欣赏与审美愉悦，并无功利性很强的社会目的与个人生计目的（当然是在一个相对意义上说）这使得篆刻艺术家的动机、过程均具有明显的主动色彩，也使得篆刻艺术的主体—‘人’的素质与能力有了铜印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态势。第三：上古印章的功能就是取信，即使是在唐宋时代，取信的范围由军国重事转向稍稍渐出雅玩形态的书画收藏领域中来，似乎明显开始拥有艺术氛围了，但究其实质，则还是取信——作为某位太守、将军的身份权威证明，作为某位收藏家的身份真伪证明。用于军令、契约上与用于书画上，其使用范围相去甚远，但印章的取信、证伪功效则未变。而到了明代以降，篆刻的艺术化进程使得篆刻的生存方式也发生了转变:由应用取信的场合转向纯欣赏的场合。印谱的出现，无任何取信功能，它是纯为艺术欣赏服务的——无论是《集古印谱》还是时人自刻印谱，概莫能外。”陈振濂先生言之确凿，由此可见，石料的发现对印章由实用价值转为篆刻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之大。

一、篆刻石料的发现与广泛应用

篆刻石料的发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考古发现，先秦、汉代都有石料印章的发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均有零星的石料印章出土，但规模实在太小，不成气候。究其原因，大致如下：一种新材料或技术的发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篆刻石料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发现，但偶然中又含有必然。印章是一种交接的凭信，必须方便携带而且不易磨损，所以此时铜是理想的材质。文彭说:“石质古不以为印,唐、宋私印始用之,不耐久,故不传。”另外，印章材质还是身份的象征，《太平御览·职官部》涉及印材制度:“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又云：“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石料并没有涉及，或是石质材料根本不够档次收录在内。石质材料的印章当时是低劣的材料，现在出土的元明之前的石质印章也多是陪葬品。加之，文人尚未把印章当做一门独立的艺术来看待，鲜有文人涉及。因此不难理解，这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石料没有成为印章的首选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