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光 | 晚明文人篆刻与金石气意识的产生

明代文人加入篆刻创作的队伍改变了当时人们的审美。米简《印经》中对篆刻艺术水准的划分，很能说明人们审美水平的转化：“刀法浑融，无迹可寻，神品也。有笔无刀，妙品也。有刀无笔，能品也。刀笔之外而有别趣，逸品也。有刀锋而似锯牙燕尾，外道也。无刀锋而似墨猪铁线，庸工也。”明代杨士修所著《印母》中将篆刻风格分为“伶俐”和“厚重”两种，“厚重”一类很能说明当时审美风尚的改变。另外，残崩美成为了明代文人篆刻家们普遍追求的艺术效果，这也是明代审美改观的印证。

明代晚期的文人篆刻家打破了传统印玺的风格，追求因岁月侵蚀而呈现出的残破裂痕的秦汉印章之美，并且将之视为“奇”迹，把残缺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趣味，并将残破之美作为文人篆刻家所企望的艺术特质，因而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力图追求达到这种审美理想。晚明评论家沈野就记叙了一些关于文人们追求残破美的有趣的轶事，“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陈太学以石章掷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已”。又如，晚明篆刻家何通的印谱《印史》中的“陈胜之印”，表现了篆刻者在不经意之间所达到的残破效果，“陈”字的破损使笔画粘在一起，呈现出秦汉印章中所见的残破古意。这就是在追求朦胧残缺的审美趣味，也就是尚“奇”风尚的一种表现。

屈志仁认为，晚明篆刻家追求这种人为的残破，很大程度上缘于晚明人对于古代书法拓本的鉴赏经验。因为讨论拓本是晚明文物鉴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文献都有记载，这种对石刻铭文的把玩与品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文人收藏家们的鉴赏水平，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审美观。到了晚明篆刻之风炽盛之际，刻石残破痕迹也备受注目,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与影响着晚明的篆刻风格，因而追寻残崩之美也成为一种时尚。更有趣是，篆刻中的线条粘连造成的朦胧残缺趣味又影响了书法创作，这在王铎的书迹中表现得甚为明显，观王铎书作，许多地方有因涨墨造成笔画之间的粘连，甚至有的笔画之间的空白完全被墨晕没，产生出一种朦胧美的趣味。由于毛笔蓄墨很多，墨在字中晕开，使字的边缘出现不规则形状，又如是刻石章时快速运刀崩坏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王铎所用的名章也是残破粘连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书家在作品中尽力表现与篆刻所欣赏的残破相似的视觉效果，这种视觉经验让王铎在书法创作中大胆使用涨墨，把印章残崩之美的效果表现在书法创作当中，并将其作为展示率真、自然乃至“奇”的手段。

四、金石拓片的收藏与明代文人审美的改变

明代中后期由于王朝经济的衰败，对于书画作品的收藏管理得不再那么严厉，明王朝甚至以宫中收藏的字画当做俸禄发给官员，称为“折俸”。这样一来，使得明代的收藏事业广为扩散，辐射到社会各阶层，王公贵族、绅士名流、富商大贾、书画家、文人甚至普通老百姓莫不参与其中。而且其中很多著书立说，较为有名的有项元汴、王世贞、文彭、韩世能、董其昌、张丑等人。而金石、拓片是明代人收藏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收藏而且还进行研究，虽较之清代有所不及，但有下启清代之作用，且较之前代有所进步。“金石是古人收藏的一大项，元明人的金石收藏及研究虽然不及清代，但和宋代比较，并非一无长进。……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于‘鉴别’一项别有心得，其书‘古铜器论’发前人未得之识见，为赏鉴之家称道。又前人的金石著录只着眼于古代金石，明代赵崡《金石镌华》采集金、元石刻，陈暐《吴中金石新编》专录明初诸碑，扩大了金石著录的范畴。”金石拓片的收藏虽不及书画但规模亦不容忽视，明代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著录《四部稿》、《续稿》和《奉常集》中收录计有金石拓片230余件。明代拓片之所以为今人珍视，一是因为唐宋传本已少见，明代较为古朴，“汉魏诸碑如汉《汤阴令张迁碑》、《韩敕造礼器碑》、《乙瑛置百石史碑》，北魏《张猛龙碑》、东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虽唐宋已有，然绝少椎拓。”再者，明拓全仿宋法，“碑刻则纸质坚厚，拓墨浓重。帖则纸色或黄或白，拓墨或浓或淡，虽不如宋拓阅之使人惊心动魄，也足以爽人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