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祖 | 印学的“小”与“大”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是一个研讨学科建设的会议，具体各个研究方向的问题，三个小时的会议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让曹锦炎教授谈古文字研究现状，要给他几天时间；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对“印学”这个概念，我们当下如何刷新认识。

过去我们大多讨论的是“篆刻学”。后来延伸出来许多问题，需要以“印学”的概念来涵盖，把外延扩大了。几十年间研究的深化、拓展，推动了新的定义。我在80年代末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印学相比于书学和画学不景气的多，因为宋代以来的学术传统，一是利用玺印的史料考证经史，零碎的很；另外就是把它看成是“游于艺”的东西。我在文博界，一直感觉到我们自己认定这个学科，要在学术之林中站得住才行。在座的曹锦炎先生，应该知道过去其他学界如何看篆刻家的“印学”。2008年印学研讨会筹备期间，我打电话给王人聪和叶其峰两位先生，我们彼此熟识，恳切邀请，希望二位前辈来做个主旨演讲，给社内研究者做一些学理、方法的引导。在电话中，两位几乎都对此有点诧异，具体的话我不说了。最后，二位当然还是来了。王人聪先生会后还在上海就学术规范讲了“帐一定要算清”的问题，我请学生记录后整理发表在社刊上。这次电话我很受触动：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印学，外界的认识与我们是有差异的。学科的一些基本东西——印学研究对象，任务还有边界在那里，并没有形成定义和共识。

西泠印社的文化骨架是什么？前面几位先生讲的都或多或少触及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技道并进，技道相融。这与莫小不教授讲的“学”科和“术”科，义理相同。“术”也很重要，这个是不用说的，当然发展还并不充分；在“学”这一点上，由于是“幼稚学科”，这几十年来提升和推广的成效是明显的。学术队伍，研究成果、社会认同，这些可以说都取得很大推进。因此，近一、二十年研究实践不断发展、深化的当下，我们对这个学科展开了比过去更明确、更宽阔的思路，今天的“大印学”命题，实际上是对学科研究对象、外延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所以十分重要。

最近一、二十年，我们有点“侵城掠地”的味道，研究领域大为开拓。其实，相互渗透、交叉和分工细化，都是当代学科发展的普遍趋势。不说其他，就说玺印文字、古文字学在研究，印学也认为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两方面又有不同侧重。古代职官、历史地理，本来是历史学研究的任务，但印章里面的一些重要信息，印学的参与具有专业优势和专业方法，比如鉴别、断代，文字的释读等等。我想，“大印学”概念的强调，是顺应这个趋势的。

印学，过去比较内敛。这几十年实践带来现象之一就是“侵城掠地”，就是介入与参与其他专业的一些问题。安思远本《淳化阁帖》确定为“现存最善本”的一个学术支点，就是我们对其北宋收藏印记做岀的断代，搞碑刻的人并不认为我是多事，个人的研究目标当然总是有限，但实际上越是投入，就发现和“印”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多，以我自己的研究而言，对此很有感触。2006年我在台湾艺术大学研讨会上发表有关“近现代篆刻家经济生活”的演讲，傅申先生说是社会学问题，我说是印学问题。因为研究篆刻家群体，不能不联系到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后来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演讲，除了涉及玺印、封泥本体的形态研究外，更多是谈印文中发现的历史地理、秦汉职官制度史料的研究梳理。我在演讲中提出，印的研究与价值有“印之为艺”和“印之为学”两方面，又提出研究的“域”应当包括“印之内”与“印之外”，前者重在本体的研究，后者是本体以外的史料学研究。希望史学、古文字学界的同人们，对传统玺印篆刻的价值和研究现状有新的认同，而不是印学研究不守“本分”，假如只是研究印章的本体，比如形制、断代、鉴定、释文还有艺术审美之类，这个印学的价值就比较有限。事实上它的另外一面非常广阔，前面与会者讲到宋画上的印记对书画鉴定的意义，就是一例；而古玺印、封泥文字所蕴含的古代行政地理、官制、军事史、民族关系史、边疆史信息等，而印学如果对此熟视无睹，自限于“术”的范畴，我们就没有信心自立于学术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