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丨九百年印谱史考略

印谱，是汇录古今玺印、篆刻作品的专书。它既是历来篆刻艺术成果的汇辑，也是攻习这门艺术不可须臾短缺的临习范本，故素为印人和篆刻爱好者所宝爱，甚至古来不乏有终生以集谱为乐趣的文士学人。

然而，印谱的地位在往昔却有过颇为寒酸的一段历史。在《四库全书》里，一无收录印谱的类目，在《四库存目》中也仅仅收入明末《印薮》等五部印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其实，印谱有着悠久而光辉的历史。

一、印谱的起始与发展

印谱的起始，历来以《宣和印谱》为权舆。其书早佚，明来行学称，此谱“所载官印千二百有奇，私印四千三百有奇”。清初徐真木称：“《宣和印谱》，宋徽宗作，其书长八寸，黄朱为格，泥以麝粉，澄心堂纸，首以秦九字玺，后玉钩‘万岁'二字，乃反文……余官印五百有奇。”两说多抵牾，唯能录以存考。然而，认为《宣和印谱》是我国印谱中的最早的一部，似乎是千秋定论。若《辞海》释印谱条称：始于宋徽宗《宣和印谱》，后有晁克一《集古印格》；早在明代，沈明臣亦断论：“古无印谱，有印谱自宋宣和始。”其实不然。历史上确有早出于《宣和印谱》的印谱，这就是晁克一所汇辑的《集古印格》（亦名《印格》《图书谱》），不过辑者应是杨克一。“杨”冠“晁”戴的讹误，出自南宋的晁公武，他在所撰的《郡斋读书志》中称：“《印格》一卷。皇朝晁克一撰，张文潜（耒）甥也，文潜尝为之叙。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补之爱之尤笃，悉录古今印玺之法，谓之《图书谱》。”案，克一应姓杨，名道孚、吉老，善画竹，得文同法，父杨补之历官鄂州支使。黄庭坚《山谷集》有题他画作的文字：“观此……知其人有韵，问其主名，知其为克一道孚，吾友张文潜之甥也。”同时的大文士晁补之更有《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的古诗一首，载《济北晁先生鸡肋集》，由诗题即可表明，晁补之否定了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而佐证了张耒之甥姓杨名克一。而相去未远的晁公武熟晓有晁补之而生疏于杨补之，由张耒印谱序“其父补之”句，主观臆断推去，误定“其父补之”当是晁补之，遂以“晁”易“杨”，铸成了一个历史莫须有的人物“晁克一”汇辑了一部《图书谱》。这宗错案，若起古人而询之，当会使晁补之大不安而令杨克一大不平的。又考，张耒殁于政和四年（一一一四），距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早出多年，虽《印格》成书年份不可详考，但以生前作序的常识推论，也可佐证由张耒撰序的杨克一《印格》，问世必先于《宣和印谱》，这是决无疑问的。想来，古人未必尽然不知杨克—《印格》的早出于《宣和印谱》，在印谱史上造成“始自《宣和印谱》”的讹谈，与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观念不无关系，因同是出现于北宋的印谱，《宣和印谱》是“敕撰”，杨克一《印格》为私辑，在次序上必然会出现这种“合法”的颠倒。问题在于后来者，“熟视无睹”，不加深究，以讹传讹，使这个不是事实的事实，成了衍传至今的事实。

此外，以笔者所占据的史料考核，宋宣和间并不存在《宣和印谱》这样一部书，它纯粹是后来者的臆托。对这一较为复杂的积案，当于日后专文论说。

由杨克一首创汇印成谱，继之又有“上之所好”，“敕撰”《宣和印谱》，开始了汇辑印谱的风气。在宋、元到明初的近三个世纪里，先后有十六部印谱问世。数字虽不大，却是一个启闸前泛出的潮头。

明 顾从德辑《集古印谱》

印谱的汇辑成风，而风靡天下，当以明代隆庆壬申年（一五七二），上海顾从德辑《集古印谱》为标志。案顾氏此谱今天下仅存一部六册完整本，为永嘉谢氏秘藏。谢氏本首册存辛未年（一五七一）黄姬水短序一则。吾曾有幸寓目另一部残四册本，而首卷居然在黄姬水序前冠有沈明臣壬申年（一五七二）长序一则。可知谢藏本短缺沈序，故成书年份，定为壬申年（一五七二）为妥。当时顾氏以家藏秦汉印，及商借亲戚友好的部分印，约计一千八百方，钤印成书二十部。顾氏《集古印谱》无论是在印谱史上，或在篆刻史上都有其卓著的地位和贡献。明甘旸称：“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印成谱。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决非溢美之辞。《集古印谱》问世，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三年后，顾氏又以《集古印谱》为基础，删去少许而增添良多，集印计三千有奇。于万历乙亥年（一五七五），翻刻枣梨版的《印薮》，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令人惊愕的是，彼时人们对印谱的爱好实在是盛况空前。时人称：“及顾氏谱流通遐迩，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复称：“云间顾氏，累世博雅，搜购古印，不遗余力，印传宇内，名顾氏《印薮》，家摹人范，以汉为师。”社会的需求，反之推动了印谱的繁荣，在顾氏《集古印谱》问世至明末的七十四年间，据笔者考察，出现的印谱有八十余种。如若下限到民国间，则较可观的印谱，大致有一千四百种。这无疑是一片葳蕤葱笼的书林，可见《四库全书》对印谱的怠慢冷落，却奈何不了这门学科的勃兴！

二、历来印谱的版本

印谱的成书，其版本大致有木刻翻摹、原印钤盖、摹刻、制版印刷四种。

（一）翻摹木刻的印谱

我国早期的印谱，多采用枣梨木翻刻，如上述的宋、元至明初的印谱多是。顾氏《印薮》，亦属此类。这类印谱，将古印依样画瓢地摹勒到枣梨木书版上，由于摹勒、刻版的失真难免，加以刻工的不熟谙篆刻艺术，所成印谱，均去神存形，乃至于其形也大失到鱼鲁难辨，每每使篆刻行家懊丧惋惜。诸如，对于翻摹的《印薮》，甘旸即发表了意见：“秦汉以来印章已不无剥蚀，而奈何仅以木梓也。况摹拟之士，翻讹叠出，古法岂不澌灭无遗哉？”张所敬亦谓：“吾邑顾鸿胪汝修氏所刻《印薮》，诚宇内一奇编也。第古者印章以玉以铜，故其文遒劲中浑融寓焉；古朴中流丽寓焉。遐者邈乎不可及矣。而汝修氏仅仅翻刻于梨枣，则气象萎索，浑朴流丽之意，无复存者，譬如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非不俨然，乃神气都尽，去古远矣。”是的，要在木质上圆满地再现古印的神气是困难的，而彼时尚未进入以花乳石（一称“花药石”）一类的石章来摹印刻印的时代，印泥的制作也未趋完善，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这类印谱的辑者是功不可没的，而其中的印作则是不堪恭维的。换言之，这类翻摹木刻的旧谱，在印谱史上自有其地位，在印章考证上也不无作用，而就篆刻艺术的借鉴而论，实在缺乏价值，倘作为摹习的范本，则更是误人不浅。

（二）原印钤盖的印谱

这是以周秦两汉古印或篆刻家原作钤盖的印谱。而集古玺印的印谱较之篆刻家的印谱出现，要早近二十年。顾从德是历史上最早专注于汇辑古印并原拓成谱的功臣。明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里就透露过他热切搜集古印的消息。张氏称：“上海顾氏所藏汉铜玉印最多，有印谱行世，而实始于河庄之孙。嘉靖间，外大父石云孙君，好古博雅，藏秦汉时玉印三十余方，铜印七十余方……后为上海顾氏购得。”顾氏《集古印谱》的可贵，在于首先突破前人摹印刻板的陈式，以周秦两汉古印，用调制日见精良的朱砂印泥，钤盖于善楮。这类印谱真实地映现了古代玺印的本来面目，如实地保存了古印的艺术内涵，成为明、清两代印人借鉴古代篆刻优良传统的第一范本。借鉴摹习这类印谱，如“亲见古人典型，神迹所寄，心画所传，无殊耳提面命”。这是十分中肯的心得。在明代，原印钤盖印谱尚不多得，主要的有四部，顾氏《集古印谱》外，尚有成书于万历丁亥年（一五八七）杨元祥所辑《集古印谱》（世称《杨氏集古印谱》）；万历丁卯年（一五九七）范大澈所辑《集古印谱》（世称《范氏集古印谱》）；万历乙酉年（一六一五）郭宗昌所辑《松谈阁印史》。这四部印谱，共存古玺印约六千二百方，这众多而古意盎然、精采奕奕的玺印，无论其形式、风格、气质，均呈现出斗艳争妍的百态千姿，有着惹人动情的艺术魅力，成为何震、苏宣、汪关、朱简等明代印人追秦摹汉，自成家数的，最丰盛的也是唯一的艺术营养宝库。

明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序

（三）摹刻印谱

它区别于枣梨木的翻刻，印材多用利于奏刀，饶有笔墨刀石情趣的石章；摹刻者，也多是颇有名声和艺术水准的印人。这类摹刻印谱，水平与翻摹印谱确有上下床之别。诸如批评翻摹本《印薮》的甘旸，他的议论就阐述在他以铜、石章摹古印成谱的《集古印正》里，不无自诩的意思在内。又如贬论翻摹印谱“神气都尽，去古远矣”的张所敬，也正是以奖褒苏宣、杨汉卿所摹刻的《泰汉印统》为旨归的。摹刻印谱，在明末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时期，一时所作不下三十部，就摹刻印谱本身论，它下真迹一等，不可轻视，当刮目相看，而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它造就了一批卓有大成的印人，给人以启迪，难怪乎以后的印人，无不以摹刻大量的古玺印作为得道立身之根本，作为自创新面之源头。

（四）制版印刷的印谱

这类印谱出现于照相术的昌明之后，是近几十年间的新品种。早期制版印刷的印谱，往往以原钤印谱的面目销售于书市。因为，这类印谱，是逐一将原印照相，较精确地复制成铜版、锌版，印刷也采用手工的以印印泥，钤盖于连史纸上。如吴隐创建于光绪末期的上海西泠印社，早期发行的《赵㧑叔印谱》《求是斋印谱》等均属此类，的可乱真，唯边款多易露出破绽。稍后，则有玻璃版（俗称珂罗版）、石印、胶印等方法。玻璃版印刷，可与原印毫黍不差，足资借鉴，如马衡所辑《封泥存真》，即用此法。胶印便于大批量印刷，唯印章的字口稍有外溢，以致白文印线条较原印微瘦，而朱文印线条较原印微粗，临摹时反此意而运之，则所作会恰到好处。

马衡辑《封泥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