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丨九百年印谱史考略

三、历来印谱的品类

考历来印谱的品类，约可分列如下九种：（一）集古印谱，（二）摹古印谱，（三）摹印人印谱，（四）自刻印谱，（五）汇辑印材的印谱，（六）以时代断期的印谱，（七）文赋印谱，（八）汇各家印人印为谱，（九）汇数家藏古印为谱。值得说明“古”字在篆刻领域里有着特定的习惯概念。它一般泛指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以降迄于元代的官、私印；明清两代的官印也属于集“古”的范畴。有趣的是，早于清官印的明代文彭、何震的印作，却不冠以“古”，通盘划入“印人”的范畴，或列入“明清流派篆刻”的范畴。何以清官印入“古”而明文、何印作不入“古”呢？究其原因，一是，集“古”摹“古”之风，昌盛于明代中后期，热衷集“古”摹“古”的印人，当是以“古”为师的今人，显然是不能并驾“古”人、列入“古”的行列的，清代至民国的大量集古印谱，似乎正是遵循这一“传统”。二是，明代文彭在印坛广泛引进石质印材，替代了往昔惯用的金、玉、银、珉。石章的广泛采用，印人的大批涌现，印谱的层出不穷，印坛由先前的铜印时代，进入了石章时代。此说虽为笔者近年所悟出，此义理却是明清人多深晓熟知的。“古”以时代为特征，今以个人为风貌，“古”印多以铜玉铸凿，今印多以石章镌刻。这似乎也自然地将刻石的印人撇在“古”藩篱之外。我们只消翻阅古来的集“古”印谱，这条“分水岭”则是显而易见的。

（一）集古印谱。以汇辑古玺印为内容的印谱，最早的集古印谱，如前所述，当是杨克一《印格》，在自宋至清的漫长时期里，集古者对“古”的理解表现在编次上，多属似是而非，最典型的一例，即对周代的古玺一无认识，一些印谱不作择用，或作择用也作为未识印而系于谱末。至道光庚子年（一八四〇），吴式芬辑《双虞壶斋印存》，方始恢复了历史的真面，将古玺列于卷首。而较为严格的按玺印产生时代编次的，当数成书于同治壬申年（一八七二）陈介祺汇辑的《十钟山房印举》。集古印谱的汇辑，非但有艺术价值，且有学术价值。正如罗福颐所称：“予于前代遗物，尤嗜古玺印，非但重其雕篆之工、冶铸之精，可考见古代技术也，古玺文字与传世之金石刻辞或异，有关于考证者至巨，艺苑之精华，学术之重宝。无待赘言者也。”正缘于此，罗氏所辑《印谱考》，收入印谱一百三十余种，都为集古印谱，此外所收也是摹刻的集古印谱。

清 陈介祺辑《十钟山房印举》

在清末民国初，由于大量古印的出土，是集古印谱汇辑最夥，奇品迭出、钤拓最佳的巅峰时期。如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陈宝琛《澂秋馆印存》即被罗振玉称为是最精美的两部，此外郑鹤舫《望古斋印存》，以响拓法将印章钮式，一一精拓系于谱中，汉篆汉画，朱红墨黑，相映成趣，精妙绝伦，旷古未有。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二）摹古印谱。这是艺技不凡的印人摹刻古玺印的汇录。以明末为极盛时期。最早的摹古印谱，是明代张学礼集辑的《考古正文印薮》。张氏一生嗜印成癖，尝游齐、梁、燕、赵间，积印蜕七千有奇，择其精者，出石属吴丘隅、董玉溪、何雪渔等名手摹刻，获印一千三百三十八方，于万历己丑年（一五八九）成书。在明末，著名的摹古印谱，尚有甘旸的《集古印正》、陈钜昌的《古印选》、潘云杰的《秦汉印范》、程远的《古今印则》、朱简的《印品》、徐上达的《印法参同》等若干种。

（三）摹印人印谱。文彭、何震作为明代流派印章的开山鼻祖而享有盛名，深夺晚明印人之心，一些印人以至于弃秦汉而取法文、何。特别是何震的印作，“得力汉官印，亲炙文国博。一剑抉云开，万弩压潮落。中林摧陷才，身当画麟阁”。在彼时印坛影响尤烈，拥有大批的私淑弟子。诸如，海阳程基于天启辛酉年（一六二一），摹刻何震的印作八十四方，成《何雪渔印证》一册。嗣后寓居浙北的歙人程原、程朴父子更变本加厉，于天启丙寅年（一六二六），多方集辑，得何震印蜕五千余，由程朴摹刻一千余方，成《忍草堂印选》。心虔意诚，所摹也近乎毫发不爽，可赞可佩。然而，摹印人印谱之风，较之摹古印之风，总逊一筹，这也许是摹古玺印是探其源，而摹印人印是涉其流的缘故罢。在这类印谱里，清人王尔度摹刻邓完白的《古梅阁完白山人印賸》，也算是得其大略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