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雕塑，亦看见自己在天地间的存在方式与精神位置——曾成钢谈“天地间·曾成钢雕塑作品展”

第一是“学术立身”。学会成立的初衷，就是为雕塑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先导。围绕这一核心，工作主要聚焦三个层面：以国家为主导，参与国家形象塑造；以地方为主导，参与城市建设；以艺术家为主导，推动学术研究与创作。

至今，学会主办、合办、承办各类展览百余次，逐步形成“中国姿态·中国雕塑展”“刘开渠奖国际雕塑大展”“青年推介计划”等常设品牌；累计举办展览、论坛等学术活动300余场，出版专业刊物17万册；与地方政府共建雕塑公园6座，落地作品870余件，并建成中国雕塑艺术馆。这些成果凝聚了集体的力量，也承载着行业的历史记忆。

从“芜湖模式”到“郑州标准”，我们不断规范流程、提升标准，探索雕塑批量化走向公众的新路径，完善“创作—实践—理论”的学科结构。同时，学会通过组织考察、邀请国际专家讲座，与亚、欧、美、非等多地雕塑家及机构建立广泛交流，推动中国雕塑高质量“引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雕塑的姿态与声音。

一步步踏实走来，学会的学术公信力、社会美誉度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也逐渐形成了雕塑本土发展的“中国经验”。

第二是“造血固本”。行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在于“人”。1995年，学会启动会员机制，首批发展109人；如今会员已超1500人，遍布全国及各大院校。理事会成员涵盖各院校学科带头人及各省市优秀人才，他们构成了中国雕塑的中坚力量，也是学会保持活力的源泉。

同时，学会始终将人才梯队建设作为重点，把发现、培养、推介青年艺术家视为长期使命。通过多举措、多渠道的培育机制，一方面以青年为主体策划展览、沙龙与出版，进行专项孵化；另一方面，在各项展览中贯穿“传帮带”线索，促进代际传承，为行业持续储备新生力量。

这些工作看似分散，实则相互支撑，共同构建起相对完整的行业生态。学会先后被评为文化和旅游部“优秀社会组织”、4A级全国性社会团体，这说明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认可，也证明它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这个时代很奇妙，我遇上了许多“百年纪念”：国博百年、清华百年、建党百年、上大百年……历史给予了我机遇，也激发了我创作与组织的潜力。未来两三年，还将迎来建军百年、母校中国美院百年等。我深深感恩这个时代。

《梁山好汉系列·武松》56×30×97cm铸铜

长期的组织工作，使我得以用更宏观的视角观察和思考雕塑。例如，我能体会到国家在不同阶段对雕塑的不同需求，能看到艺术在城市文化变迁中如何发挥作用，也能更清晰地感知不同代际艺术家的困惑与使命，从而把握行业的整体走向。

这种视角的转变让我越来越明白：真正成熟的艺术，不只是自我表达，更要与社会建立深层关系。这也促使我的创作逐渐从外在的形式实验，转向更内在、更具象征与精神性的表达。

应当说，这些组织工作对我个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最大的变化在于，我越来越不把雕塑仅仅看作“作品”，而是视其为一种文化行为。它是否具有公共性？是否具备时间维度？能否嵌入社会结构？能否被延续？这些问题逐渐取代单纯的形式判断，成为我创作中更重要的尺度。

我不再只问“是否新”，而更关心“是否有意义”；不再只关注视觉效果，而更在意精神重量。这三十多年的经历也让我愈加确信：一个艺术家的终极责任，不只是创造美，更是为文明留下可被理解、可被延续的形态。

我所做的组织工作与个人创作，并非两条道路，而是同一条路径的不同形态：一个通过作品回应时代，一个通过结构支撑未来。正是在两者的相互映照中，我逐渐形成了对雕塑更深层的理解——它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制度；不只是个人表达，也是一种历史行为。

（五）“新海派”是方法、路径、文化机制

钱晓鸣：作为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和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如何发展“海派艺术”“海派雕塑”，更好地为上海服务你有何思考？

曾成钢：在上海工作的这六年，我深深感到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大家熟悉的“海派”文化，后来我们提出了“新海派”，它究竟“新”在哪里？我认为，“海派”本就包括创新、开放、追求卓越、现代、实干、包容，还有它最安全、最便捷、最国际化、永远面向未来的特质；而“新海派”，则是在这些前面都加上一个“更”字。

传统“海派”更多是一个地域文化概念，“新海派”则更是一个大文化概念，它融汇了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过去的“海派”以向西方学习、吸收为主，而“新海派”不仅更开放地学习吸收，更要同步建构自己的文化输出。上海过去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今天正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高地。我关于“新海派”的这些思考，也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我认为必须为“海派”松绑——它从来不是一种固定风格的“派”，而是一种方法、一条路径，更是一种文化机制。它不是由某种造型样式来界定，而是由一种精神结构所维系，比如开放、包容、现实感、实验意识以及跨界能力。这种结构，本质上是一座城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自我更新系统。

如果我们把“海派”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传统，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我提出“新海派”，不是为了否定传统，而是希望将它从固化的标签中解放出来，让它重新成为一种能够持续生长的文化机制。过去的海派，要解决的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今天我们面对的，则是“如何从现代走向当代、走向未来”。这是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

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不能只是“吸收世界”，而必须开始“表达自身”；不能只是“学习他者”，而要形成真正的文化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海派”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个方向。

《太阳鸟》600×185×500cm铸铜

2020年上海美术学院擎出“新海派”这面旗帜，主要从几个方面入手。我一直认为，一所艺术学院如果只培养“专业人才”，而没有形成与城市文化高度匹配的精神格局，它的社会价值是有限的。上海美术学院必须与上海这座城市同频共振。因此，在学院建设中，我把“新海派”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学术纲领，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我们从三个层面推进：知识体系、教学体系和创作体系。在知识层面，我们希望构建一种既扎根中国文化、又具备世界视野的理论结构——不是简单移植西方理论，而是在对话中形成自己的表达。在教学层面，我们强调三点：传承、交叉与现实回应。传承是基础，没有传统就没有未来；交叉是方法，打破学科边界才能生成新语言；现实回应是价值所在，艺术脱离社会就会失去生命力。在创作层面，我们鼓励师生从上海出发，理解这座城市的精神结构，而不是抽象地模仿国际风格。上海的历史、街区、港口、工业遗产、移民文化、金融体系、都市节奏……本身就是最好的创作资源。

我所理解的上海，是一座“世界城市”，而不仅仅是一座“国际城市”。“国际”意味着交流，“世界”则意味着主体性。世界城市必须能够输出自己的文化逻辑，而不仅仅是吸收别人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传统海派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新海派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机制。

上海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文化气质本身就充满张力：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现实与想象并存。在这样的城市里，雕塑如果仅仅“好看”是远远不够的。一座城市如果只有物理空间，没有精神象征，就没有文化厚度。海派雕塑，恰恰应该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不是简单地“美化环境”，而是帮助城市形成自我认知。它必须在精神层面回应这座城市的复杂性。

在数智化、全球化的今天，“新海派”尤其要避免同质化。当前最大的风险不是封闭，而是同质化。信息传播越快，文化越容易被格式化。如果一座城市不能形成自己的生成机制，就会被全球化浪潮所冲平。

而“新海派”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不是一套固定样式，而是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它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在不断生长；它不是用来回顾的，而是用来行动的；它不属于某一代人，而属于持续更新的上海。

真正的新海派，不在风格中，而在结构中；不在口号里，而在机制里；不在回忆里，而在未来里。

因此，我所理解的“海派雕塑”，不只是造型意义上的存在，更是一种城市精神的象征结构。它至少应具备几种能力：第一，将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表达的能力；第二，把城市经验转化为精神形态的能力；第三，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第四，真正参与公共空间建构、影响社会心理结构的能力。这四点，构成了我对“新海派雕塑”的基本理解。

所以，海派雕塑如何服务城市，并不是功能主义意义上的装饰，而是参与城市精神的建构。城市不仅是建筑和道路的集合，更是一种精神结构。艺术的任务，正是让这种结构被感知、被理解、被反思。

长期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艺术的价值不只是“好看”，而在于它是否具备精神结构的重量，是否能在时间中被理解、被延续。我的创作也逐渐从形式实验转向精神建构，从个体表达转向历史意识。我不再只关心“我想说什么”，而是更多地思考“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精神形态”。

（六）中国雕塑发展重在“是不是中国”

钱晓鸣：从你的创作来谈一下中国当代雕塑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曾成钢：这是一个很宏大也很有意义的问题，看似容易回答，却很难真正说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艺术更多是“被看见”，而非“被理解”。被看见意味着一种存在，而被理解则意味着主体性的确立。今天，中国的综合实力，无论是经济、科技、制度还是国际话语权，都已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资源条件，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的文化表达提供了一种身份上的“底气”。当一个国家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清晰的位置、稳定的结构与可预期的未来路径时，它的文化表达才会被视为一种严肃的存在，而不只是被看作“异域的风景”。这对当代雕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历史条件。

《同舟共济》568×175×110cm铸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