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雕塑，亦看见自己在天地间的存在方式与精神位置——曾成钢谈“天地间·曾成钢雕塑作品展”

第三章“天地精神”是展览的精神升华。这里呈现的已不仅是个体或历史，而是群体性的精神力量与面向未来的文明愿景。《太阳鸟》《春之舞蹈》《中华家园》《同舟共济》《百鸟鸣天》等作品，通过群体结构与象征构成，表达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与文化自信。本章空间更开阔，结构更具仪式感，观众可感受到从个体到群体、从现实到理想的精神递进。我希望通过集体性与象征性的语言，呈现民族文化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未来创造力，引发观众对文明的共鸣。

总体而言，展览从自然与生命意志出发，进入对生命本体的深层观照，再深入历史与文化记忆，最终升华为面向未来的群体精神与文明愿景。这不仅是一条视觉路径，更是一条思想与精神的路径，引导观众从观看走向体悟，从感官走向反思。每一件作品都不只是形体，更是思想、历史与文化的凝结，共同构建“天地间”这一哲学命题。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个展览？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引入了西方现代雕塑体系，建立了相应教学系统。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雕塑的创作与教学面临转型，如何建构中国雕塑自身的核心张力已成为现实课题。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一进校门，前辈先生就在探讨中国雕塑如何走出自己的路。从学习到创作，我们始终在追问中国特色的造型、语言、民族风格与本土化，努力展现中国自身的审美体系。中国的造型与审美哲学与西方完全不同，但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确从学习西方开始。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中央提出“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我们这一代雕塑家接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在研习西方优秀传统中成长，从懵懂走向自觉。

我个人的发展算是一个特例。我的性格似乎先天决定了对雕塑风格的选择。我的风格既不追求很当代、很另类，也不完全固守传统。我称之为“守中场”。学院教育是我的起点，让我掌握了造型的基本规律与语言；而中国传统雕塑的哲学与审美，却早已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脉中。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我开始深入研究青铜器。青铜器作为古代礼器，一般人不会直接联系到雕塑，但我视其为纪念碑，是民族精神的象征。青铜器的纹样在我眼中是图腾，是民族意志充满张力的表达，深沉、霸悍而通达，绝不仅是装饰。那些精美的纹饰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而是深刻观念、审美标准和强烈意志的体现。我致力于将青铜器的纹饰、造型与象征性提炼得更加简练、纯粹。我的雕塑小稿追求的是更宏伟、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表达。

《中国神话故事》1550×320×40cm×13铸铜

这种从青铜器中提炼出的形式语言与观念，贯穿了我整个创作生涯。我也努力在后期创作与公共雕塑中，将这种观念体现得更深刻。这次展览并未展示我所有作品，而是汇集了那些最能体现我造型观念与思考的代表作，是我多年来艺术理念的系统呈现。它不仅是一场作品展示，更是一条从视觉到精神、从形体到思想的路径。我希望观众在行走中，能感受到从自然到历史、从个体到群体、从现实到精神的递进体验。对我而言，雕塑的意义从不限于塑造形体，更在于通过凝固的形体捕捉生命的流动，将内在精神、文化记忆与生命律动变得可感知、可触碰。换句话说，我希望雕塑能让观众在空间中与生命、历史和精神对话。

“天地间”的展览理念，正是希望让雕塑成为观众理解世界、认识自我、感受文化与精神的媒介。它既呈现了我四十余年的创作轨迹，也试图回应当代中国雕塑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找自身定位的命题。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生命、历史、文化与精神的对话，也是一条可行走、可体验、可沉思的精神路径。通过这条路径，观众不仅看见雕塑，更看见自己在天地之间的存在方式与精神位置——这正是“天地间”希望传达的核心理念。

（三）超越的创作实践与清醒的理论自觉

钱晓鸣：如何把创作与对于雕塑艺术的研究结合起来，你是怎么做的？

曾成钢：我一直认为，创作与研究并不是两条分开的路，而是同一条路上的两个维度：一个是通过双手、通过材料、通过空间去探索，一个是通过思考、阅读、历史和文化去理解。对我来说，它们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始终交织在一起的。从学生时期开始，我就特别清楚一件事：雕塑不只是造型，不只是技术，更不是把一个“好看”的形体做出来就结束了。雕塑的核心，是对空间、体量、时间、精神和文化的综合思考。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历史性的、精神性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把“做作品”和“做研究”分开过，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侧面。

我的很多研究，其实都来自创作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比如我在做《鉴湖三杰》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在一个群雕结构中，让三个历史人物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又能在整体上形成一种精神上的统一？如果只是写实，那就会变成三个并排的人像；如果太抽象，又会失去历史的指向性。这个问题逼着我去思考：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是如何处理“群体”“秩序”“精神气场”这些问题的？于是我开始深入研究青铜器、汉代石刻、佛教造像、传统器物的结构方式。我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造型并不依赖细节，而是通过体块、节奏、比例、虚实关系来构建一种内在秩序。这时候，所谓“研究”就不再是书本上的，而是直接服务于创作的。每一个理论问题，都是从作品中长出来的；每一个形式问题，背后都隐藏着文化和哲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