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必须清醒:国家实力的提升只是必要前提,而非充分条件。真正决定中国当代雕塑能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站稳脚跟的,不是“我们有多强”,而是“我们是谁”。这个“我们是谁”,本质上就是文化身份的问题。
与此相应,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任务,是追赶现代性。我们学习西方的形式语言、观念体系和媒介逻辑,这在特定阶段是必要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种状态,就会形成一种结构性的依附——我们永远在参照别人,而不是生成自己。这个问题在雕塑领域尤为明显。雕塑本是一种具有强烈文明象征意义的艺术形式,它与历史、空间、权力结构和精神系统直接相关。但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常常把它简化为“形式问题”,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文明逻辑。
中国当代雕塑要真正站立起来,关键不在于“像不像国际”,而在于“是不是中国”。但这个“中国”,不是符号化、装饰性或表层的,它必须是结构性的、精神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国家提出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路径有着深刻认同。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方法论。“转化”意味着不是复古,“创新”意味着不是重复。传统不是一个仓库,而是一个系统;不是用来陈列的,而是用来再生成的。如果我们只是把传统当作图案、符号和装饰,那它在当代语境中注定会被边缘化。真正重要的,是从传统中提取精神结构,而不是视觉表皮。
在我的创作中,我始终尝试从中国古代艺术、哲学和审美经验中,提炼一种“结构性精神”,而不是具体图像。比如,对天地关系的理解、对生命生成的体认、对时间与永恒的感知、对人与宇宙关系的思考。这些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贯穿中国文明的深层逻辑。当这些精神被转化为当代雕塑语言时,它就不再是“传统的当代版本”,而成为当代语境中的中国表达。这种表达,不是为了被看作“东方”,而是为了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存在。
从我个人经验看,中国当代雕塑如果要在世界语境中真正站稳,至少要具备几种能力:
第一,精神层面的独立性。你必须清楚自己从哪里来,你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不是借用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自己,而是从自身的文化结构中生长出表达方式。
第二,语言层面的当代性。传统精神如果不能被转化为当代视觉语言,就会变成博物馆里的对象。雕塑必须回应今天的空间、材料、技术和观看方式。
第三,世界语境中的可交流性。不是迎合,而是能够在对话中成立。真正的世界性,从来不是“像别人”,而是“别人无法替代你”。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的作用不是规定艺术该怎么创作,而是提供一种结构性的空间。无论是公共文化建设、城市更新、重大主题创作,还是对公共艺术与文化传承的支持,这些都构成雕塑的现实土壤。但最终,能否成长为真正的文化力量,仍要看艺术家如何理解自己的使命。
第四,公共层面的普遍性。西方现代雕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空间、公共记忆和社会结构紧密相关。中国当代雕塑也必须真正进入公共空间,而不是只停留在展览系统中。雕塑是一种天生具有公共性的艺术,它不只是给人“看”,而是与人的生活方式、空间经验和城市结构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雕塑高度,往往体现在它如何塑造公共精神。在这一点上,中国仍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生成,但精神结构还远未完成。如果雕塑能够真正参与这种精神建构,它就不只是艺术品,而是一种文明形态。
最后,是面向未来的历史意识。艺术不是为一代人准备的,而是为历史准备的。如果我们只想着“现在国际上流行什么”,那就永远只能追赶;如果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这个文明要留下什么”,那么方向就会完全不同。

到今天,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真正能代表中国的当代雕塑,不是符号层面的“中国风”,而是一种中国精神在当代世界中的自我确证。当一件作品不再需要反复解释“为什么它是中国的”,而是自然地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任何他者的精神结构时,它才真正站立起来。世界从来不缺“好看的作品”,但缺的是不可替代的精神形态。所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声量,而是靠存在;不是靠宣示,而是靠不可替代性;不是靠模仿,而是靠生成。
真正的站立,是一种不需要证明的状态。当中国当代雕塑不再焦虑于“是否被认可”,而是专注于“如何成为自己”,它就已经开始站立了。
(文字整理/闫坤 来源:艺术头条)
艺术家简介

曾成钢,1959年生于浙江平阳,199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00年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先后任美术分部主任、雕塑系主任、副院长。曾任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六、七、八、九届中国美协副主席。现任上海市美协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博导,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导,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雕塑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专家,国家教育指导委员学科评审专家。1998年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艺术家,2006年被评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07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