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生成式AI条件下,核心价值与审美范式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价值若不被机制化为标注披露、过程说明、来源声明与风险处置流程,范式就可能在信任危机中失效;范式若缺乏艺术性标准与解释性供给,价值也容易被同质化与快感化吞没。在此意义上,生成式AI把“价值如何进入范式”这一问题从理论层面推向更迫切的实践层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下关于生成式AI的讨论常常会迅速触及伦理与治理,它们并非外部附加,而是范式能否稳定的内在条件。
综上所述,核心价值与审美范式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持续的转译与校正过程,其关键不在口号而在机制。
(1)关系的基本命题
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中国当代美术的核心价值提供规范性方向与底线,包括人民性与公共性所指向的社会立场,也包括艺术性与创新所体现的专业要求,以及传播性与合规治理所提供的运行条件。审美范式则把这些价值转译为共同体可识别、可重复使用的审美原则与评价前提,并通过日常实践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审美习惯。核心价值回答当代美术要走向哪里,审美范式回答共同体用什么样的默认前提与规则把它带到那里。
(2)关系的结构解释
核心价值与审美范式,二者互相依存。价值设定需要经由范式才能进入共同体的日常判断,范式运行又需要机制支撑才能稳定。当机制偏离价值时,就会出现价值空转或范式漂移。因此,核心价值并非停留在文本中的宣示,它必须被转写进评价流程、展示系统与治理工具;审美范式也不是自然生成的风格潮流,而是在制度与技术条件中被不断训练出来的共同体默认。在这一结构中,范式既可能把价值落实为共同体的日常判断,也可能把价值消解为可量化的表面指标,因此需要持续地反思与校正。
(3)关系的现实指向
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讨论核心价值与审美范式的关系最终会落到几个可检验的问题:一、人民性与公共性是否被转化为作品进入公共空间的真实路径,而不是停留在宣言?二、艺术性是否仍能提供抵抗指标化审美的内在尺度,而不是被“可传播性”完全替代?三、创新是否与合规治理形成闭环,使新技术的风险被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从而维护公共信任?
上述三个关系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直接关联“体系构建”能否落地。当制度、平台、机构与公众之间形成相对清晰的分工与协同机制,核心价值就不再只是文本层面的共识,而会在范式层面形成新的自明性前提,并在机制层面稳定为可持续的当代美术运行结构。反过来,如果协同机制缺位,评价被单一指标牵引,或者过程与责任无法说明,那么核心价值很难进入共同体的审美日常,审美范式也会在反复争议与信任损耗中变得脆弱。
结论
新大众文艺的视域下论中国当代美术的体系建构,不宜把核心价值与审美范式当作两个互不相干的概念。核心价值若缺乏范式与机制支撑,往往会空转;审美范式若脱离核心价值的规范方向,又容易漂移并被外部力量接管。主体扩容、渠道重组与评价结构变化,恰恰把这种关系推到前台,使其不再只是理论选择,而成为现实要求,特别是适应新媒介时代的现实要求。
新媒介兴起引发又一轮视觉革命,推动着中国美术审美范式的当代转化:(1)存在形态的转化。以数据本体所具备的可编程性使艺术不再作为封闭的客体,实现其可交互性与可衍生性。(2)话语权力的转化。艺术创作的认定权部分地从专业机构及批评家下放至社群,使艺术成为社会对话的媒介与情感连接的纽带。(3)文化资源的转化。通过“跨媒介活化”实现文化资源的“互文增效”,为大众创造深度的文化体验与精神沉浸。进而呈现“多主体、多元化”与“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以艺术的社会价值(如文化传承)、经济价值(如数字资产交易)、社区价值(如社群认同)与技术价值(如算法创新)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价值矩阵。
这场转型的深层动力,是科技革命与文化自觉的双重驱动,给我们开启多重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数字语境中,建构具有中国美学精神与当代话语的美术体系?如何避免在算法中心化中失去真正的多样性?又如何在人机协同中捍卫人的审美判断与伦理责任?具体的问题有很多,留给我们思考的空间非常大。归结起来,无非就是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置。此“他者”即在自身之外,包括由人工智能产生的独立主体。多主体与多中心,各种界限正在不断消解又不断确立,其交互性与公共性,不断构成话语权力场的新博弈。
(文/范勃,广州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协实验艺术委员会主任 来源:《美术学报》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