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勃丨走出圈层范畴——新大众文艺浪潮与中国美术体系的当代建构

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里，“数字集市”（Digital Bazaar）更像一个借用“集市”经验所形成的隐喻。它指数字平台技术与参与式文化共同促成的开放共建场域，新兴文艺、传统文艺与社交型文艺在同一空间并置，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情感被转化为可传播的审美材料。这个场域依托平台基础设施运行，流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交换的通货，并被算法持续组织与再分配。在大众数据流、算法策展与主旋律内容投放交织的格局中，更多原本缺乏名望的创作者获得可见性，观看也更容易转化为评论、转发与共同创作等交往实践，从而形成一种带有“公地”色彩的文化参与空间。（朱丽丽、马丽丁娜：《“数字集市”：新大众文艺的景观形态、生成机制与权力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两种“数字集市”都以平台的连接能力为前提，并借“集市”强调开放汇聚与交换，但它们面对的对象与权力结构并不相同。在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被交换的更多是符号、情感与注意力，价值尺度更依赖可见性与流量，因此算法分发与内容治理会深刻塑形其公共性。分享经济的数字集市则围绕使用权、服务与收益机会展开，核心在于去中介化匹配与规模效应，解释的是闲置资源如何被常规化、社会化地利用。

作为“数字集市”的新大众文艺场域呈现出三个层次形态：（1）微观的美学体验；（2）中观的数字机制；（3）宏观的复合权力结构。其中，由生产者/消费者合组而成的“产消者”（prosumer），消解了专业和非专业的隔阂，消解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隔阂，使之成为极具生活气息的民主的数字公共场域。在虚拟遗产应用中，Open Simulator便开发设计了“虚拟集市”涵盖每个生物智能体的属性，拟造出古希腊集市日常场景。（方兴东、严峰、钟祥铭：《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AI算法的出现使智能传播超越了过往21世纪10年代的移动互联网的“人工”传播范式，开启了算法驱动的大规模生产与传播的新时代。

随着各个智慧城市逐渐建立，美国技术哲学家本杰明．H．布拉顿（Benjamin H. Bratton，1968-）以“Stack”来形容不同虚拟层叠加在城市空间中的现象。（Benjamin H. Bratton, 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这就将互联网的空间属性从过往的赛博空间解放出来，结合5G网络嵌入现实的空间中，实现将虚拟与现实无缝衔接的超真实场景。（赵华森、陈燕：《智慧城市中的公共艺术设计：解放即将被数据驯服和囚禁的人类》，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0年）从艺术的角度，数字集市可想象为由数字技术建构的艺术公共场域，当中可进行艺术品的交易，同时亦是衍生出新的艺术话题、审美经验的协商平台。数字集市消解了传统艺术场域的“生产者-消费者” 二元结构，在数字集市中身份的边界被日益模糊化，其多主体共在的特徵使创作者、收藏者、评论者、观众的身份能持续切换。另一方面，数字集市的运作建构于平台算法、数据所有权、注意力分配机制，这亦形成了新艺术界的权力重构。

“艺术界”作为当代概念，这一文化关键词的探讨即展现出新的美学研究与艺术探讨的方向，同时反映研究者有意识地将数字集市的艺术实践，回溯至艺术学的文化语境研究之中。（殷曼楟：《“艺术界”概念的现代生成及学科对话》，《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在数字集市中，谁是“领航者”？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驱动下，数字集市是否正实现全球化的艺术公共领域？人工智能作为无机生命，可以说是没有“意志”可言，其运作所遵循著的算法理性使得人工智能具更广泛的应用潜力，这亦使得理性的运用主体由“人”转向成“类人的人工智能”，统称为理性运用的“去人化”（dehumanization）。（孙国东：《“算法理性”的政治哲学检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在AI“去人化”的特征越加突出下，新型的“数字集市”不再只是交换场所，而是成果交付的生态场域；当中，人类不再是唯一的艺术创作者，AI生成的艺术方案或许成为人类创作者的替代，这取决于其重构文化生产工作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