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义奎 | 与“大众”共生：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美术生态论

摘要：在时代语境与政策导向双重加持下，当代美术生态正经历涵盖艺术消费、艺术生产、价值传播、公众参与及审美接受的整体性转变，凸显与大众共生的核心特征。新大众文艺为审视这一变迁提供了重要理论视域，反映出文艺创作主体扩容、传播范式更新、生态主体协同的现实图景，本文立足于大众共生的文化立场，梳理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当代美术生态的转型逻辑，剖析其运行机制演变与未来发展趋向，并为新时代文艺生态优化、构建多元协同的美术生态提供理论参照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

新大众文艺；中国当代美术；美术生态；平台化建设

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以扩大内需为重要战略支点的新阶段，美术生态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凸显。在2026年全国两会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便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放到了政府工作任务的首要位置，提出通过“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和“促消费政策并举”的方式推动消费持续增长，全面部署消费体系的转型升级[1]。在此背景下，美术生态作为连接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其中的生产与消费行为均发生了新的转变。

“新大众文艺”立足艺术生产、制度结构与消费机制的互动共生逻辑，为解读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路径、剖析其生态体系的运作机理，提供了具有学理价值的精准阐释切入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并从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三个维度，明确了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定位与核心方向，表明该领域已成为我国文化事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新大众文艺交织着“群众”的主体向度与“数字信息技术”的媒介向度，在艺术领域的核心表现指向美术生态结构的改变，也涉及文化参与和价值表达方式的转型，主要体现为两重特征：一方面，互联网、人工智能与社交平台的迭代发展，降低了文艺创作与内容传播的准入门槛，推动普通民众广泛参与艺术生产、舆论评价与传播活动。另一方面，该形态深植于人民文艺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文化治理现实之中，超越了单纯技术现象的范畴，兼具媒介形态变革与制度语境塑造的意涵[2]。

同时，在数字媒介与平台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艺术生产、传播、接受与反馈在美术生态内部形成联动，彼此关系发生不同以往的调整。这意味着美术生态不再局限于传统艺术品收藏、市场交易的狭窄范畴，也不再止步于购买、投资等末端行为，而是拓展为融合文化体验、艺术教育、公共美育、文创转化与公众共创在内的综合性文化实践活动。

面对当前美术生态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需回归新时代的文艺语境与实践场景，也因此，寻找到一种更新的解释框架，梳理美术生态从单一市场行为发展为兼具制度性、媒介性与参与性的复合实践的过程，是回应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必经之路，也是激活文化供给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理论支点。

一、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美术生态与消费问题的理论重估

围绕当代美术生态建构的诸多讨论，长期以来首先依托文化研究与文化消费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关于“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分析[3]、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货币作为现代性价值中介与文化形式的社会学分析[4]，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社会阶层分化、身份阶层的阐释[5]，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文化消费的社会象征意义，为后来文化消费研究奠定了社会学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