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义奎 | 与“大众”共生：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美术生态论

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的崛起催生了以算法机制与平台治理为核心的新型文化组织形态。一个突出表征是，平台凭借推荐算法、热度排行与用户行为数据所构建的内容筛选、分发机制，逐步取代了传统艺术批评体系所承担的“把关人”角色。戴维·尼博尔格（David B. Nieborg）与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在《文化生产的平台化：对偶然性文化商品的理论阐释》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文化生产在平台化进程中的转型。在两位作者看来，数字平台在经济、治理与基础设施层面的延伸正逐步渗透至整个网络生态，原有的以双边市场为基础的文化产业结构逐渐被由大型平台企业主导的多边平台体系所取代，而文化生产者则被重新纳入平台所组织的关系网络之中[19]。他们认为，平台正通过其治理机制与数据反馈体系裹挟生产者的创作生产行为，使其必须持续应对平台在算法排序与商业策略等方面的动态调整。其形式与内容不断被修改、优化与再包装，艺术创作者也因此失去了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平台在文化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戴维·赫斯孟德哈尔格（David Hesmondhalgh）、拉奎尔·巴尔韦德（Raquel Campos Valverde）等学者有提及，数字平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基础设施进行私有化与规训的策略”，将原本具备公共属性的信息基础设施，纳入由资本逻辑主导的治理架构之中。算法推荐与数据分析工具等“基础设施资源”，既为创作者提供了生产与传播的条件，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行为的规范与约束，文化生产不再发生于开放网络之上，而是被实际嵌入由平台设定的技术边界之内[20]。由此，文化权力的核心不再仅仅体现在“谁拥有评价权”，而在于“谁控制基础设施”。平台通过对底层技术架构与数据资源的掌控建立起一种隐蔽而高效的权力机制：它既不像传统制度那样可以明确的方式显露真身，也明显不同于单纯的市场竞争，而是以“中性技术”的形式嵌入到文化生产的全过程。

简而言之，参与者的表达行为、平台分发机制、受众互动反馈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复杂过程，都在影响艺术生产和评价机制之间的关系。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去中心化模式、多主体参与的结构，以及嵌入平台机制并受消费逻辑调节的协同过程，让各个环节融合和相互调适。与此同时，其有机发展仍然需要依靠现有的美术馆展览、艺术博览会与画廊体系，与之发生互动并且产生新的动态重组关系。而激活新大众文艺从“媒介性”走向“人民性”的深层根基，便需要转化这种势能所内蕴的文化原创性与社会解放力，为构建新时代、创造新生活培育出新的文化主体与情感共同体。

三、以“大众”为主体：共生性参与与美术生态的再组织路径

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美术生态呈现大众化、民主化、日常化与共生化趋向，实质是自下而上地构建多元主体协同、与大众深度共生的活态美术生态。国家美术生态各环节，包括国有与民营的美术馆、博物馆，以及高校、科研机构、交易市场等相关从业者，都直接对美术生态的重新建设产生作用。

作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美术馆、博物馆事业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的未来方向清晰明确：实现从“人民观看”到“人民讲述”的价值跃迁。这种由单一向多元主体的转型，必然反向推动艺术机构开展高质量知识生产，助力我国文化生态整体环境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在旧有的文化生态场景中，内容供给端面临重形式轻内容、反馈机制滞后、生态体验欠佳、同质化突出等现实症结，数字媒介技术的过度滥用更会加剧这一挑战，在此背景下，国家美育工作的推进与社会整体文化体验的提升仍是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努力方向，且在技术赋能下，可从以下方面释放出较以往更多维的发展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