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飞 | 清末民初“八破”图式源流考辨及其礼俗观念变迁

对八破的历史性理解，需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场域”之中，正如王加华所言：“图像绝不仅仅只有画面呈现所承载的相关历史信息，其被创作与应用的过程更是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符码与象征意涵。”这一观念揭示出图像作为历史与文化研究对象的多维度价值，即图像并非孤立的“视觉产物”，而是嵌入动态历史情境的生成性文本。八破的创作动机、创作者、赞助人、功能用途、传播路径、社会反响等要素共同构成其完整的“历史场域”，唯有完整考察其从“构思”到“创作”，从“传播”到“被模仿”再到“被遗忘”的全部过程，才能真正触及其深层文化意义。当然，图像作为“意义载体”也存在天然局限，既需要创作者与观看者共享文化语境以实现意义传递，又因这一语境的“圈层性”和“流动性”而面临消解困境，因为“这一语境或背景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与掌握，另外其亦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流失’或‘消解’”。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金石学和碑学历史使命的宣告完成，八破图式也随之转型，开始从最初礼制符号与祈福寓意的融合，逐步转向更具时代特色的主题表达。耿学知的《玉兔迎春》便是生动例证：画面中，八破原有传统礼制元素已彻底消解，主题完全转向新年祈福——日历、儿童画、山东剪纸、童书、年画、新年报纸及“大力发展养兔”的官方宣传等元素，均围绕“兔年”主题展开，仅存的“嫦娥奔月”工笔画与《初学记》残页，也只是作为画面点缀，不再承载原有的礼制意涵。这种图像寓意的转变，根源正在于时代语境的更迭与重构。不过，八破图式的核心精神，即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续与创造性转化，至今仍在各类艺术形式中清晰可见。八破短暂而独特的发展历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微观视角，更对当代中国画创作如何平衡传统艺术与现代精神、礼制传承与民间活力的关系，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向。

（文/张翼飞，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山东财经大学海岱美术馆馆长助理，山东美术家协会会员 来源：《民俗研究》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