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飞 | 清末民初“八破”图式源流考辨及其礼俗观念变迁

尽管存在显著的商业化和实用性倾向，但部分八破画家仍在画面中呈现出对传统礼制文化的坚守。袁润和在1926年创作的《得缺图》扇面，绘有一封破损信笺，上书：“敝友赠我与地君家所画拾破扇面，颇堪入目，又镌刻扇骨，亦甚雅观。今持割爱。著小价持奉至祈，查收不忝之仪寸。”文字内容是关于还礼（雅债）的赠扇书信，措辞典雅含蓄，尽显作者书仪修养。扇面左侧为王昶所撰的《金石萃编》书封（碑学元素），上方居中则是靛底金字的行书佛经（帖学元素）。有趣的是，此时的何绍基、赵之谦等书家开始倡导“碑帖兼融”的书学潮流，画面中碑、帖元素的同时出现恰好体现出画家（或委托人）对书学发展的关注。同期另有一些八破画开始融入新兴事物，如1936年谭庆焕所作的四条屏挂轴，在传统岁朝清供图的基础上，纳入了商务印书馆《新国文》教材封面、“中铁公司”的火柴盒、挂历、包装纸等现代符号；1942年杨渭泉所绘扇面中，还出现了“黑人牙膏”品牌商标。新兴事物和商业符号的出现，意味着八破画开始打破传统礼制符号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成为新旧文化交锋的视觉场域。

礼俗元素的双向渗透，同样体现在八破的寓意转化中。一方面，民间文化赋予了八破名称鲜活生动的世俗寓意，如“碎”谐音“岁”象征长寿寓意，“破”关联“破财消灾”的习俗，“八”则暗含发财祈愿；图像的残损形态被赋予“破除邪魔”的辟邪功能，焚毁书页则象征着规避火灾等。另一方面，礼制文化的神圣性得以延续——即便普通百姓对朝代更迭的感受不如文人那么深切，但对书写文字的天然敬畏仍使其产生了对文人“文以载道”思想的朴素认知，进而催生了八破与“敬惜字纸”习俗的关联。八破图式的散落纸张、零落构图乃至焚烧痕迹，皆与敬惜字纸习俗的仪式形成鲜明的视觉呼应，因此不少八破画家都会在款识中提到“字纸会”或“敬惜字纸”，以强化二者的关联。

由此可见，八破图式中看似驳杂烦琐的寓意转化现象，其本质并非无序的演变，而是礼俗互动的鲜明体现：礼制元素提供了画面的文化内核，民间习俗赋予其传播活力，二者不断在冲突中容受，在融合中重构。正如龙圣所言：“自古以来，礼与俗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于中国历代典籍之中，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既是人们理解文化传统的一对分析工具，也是人们应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话语表达，并内化为指导社会、运作政治的文化逻辑。”这一观点为理解八破画面中的“礼俗互动”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礼”与“俗”的交织，既塑造了八破的审美观念和实践路径，也使其突破文化壁垒与地域限制，最终成为清末民初兼具文化深度与传播广度的代表性图式。

四、结语

八破图式特征形成的深层逻辑，是“礼俗互动”这一现象在绘画领域的微观呈现，因此八破始终呈现出文人画与民间艺术杂糅交织的鲜明特质，并在创作技法、创作主体、创作动机三个维度与传统艺术形式形成显著差异。在创作技法上，八破采用的工笔“临搨”技法，既异于文人画的写意传统，又超越民间艺术的质朴风格；在创作主体上，八破画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文人或民间艺人，这种模糊的身份，使其叙事模式得以跳出“精英文化”和“世俗审美”的二元对立；在创作动机上，八破精准契合了晚清新兴市民阶层和百姓对“附庸风雅”和“求福禳灾”的功利性诉求，这使其既难以归类于精英艺术的范畴，也无法等同于纯粹的民间艺术。这种驳杂冲突的中间状态，本质上是晚清社会转型期艺术场域结构性变迁的直接反映，并最终构成了八破图式中礼制文化、文人审美与民俗趣味相互博弈的视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