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 笔墨未远：人工智能介入下中国审美的当代表达

19世纪摄影术发明之初，也曾被视为对绘画的直接冲击，引发的争议也与人工智能绘画如出一辙。法国学院派画家保罗·德拉罗什在目睹发明家路易·达盖尔使用银版摄影术所拍摄的照片之后，忍不住惊呼：“从今天起，绘画已然消亡！”不过，他随后又承认达盖尔的发明是令人钦佩的，是对艺术的巨大贡献，因为银版摄影术为绘画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图像参照，摄影所呈现的图像线条更准确，轮廓也更精细。

德拉罗什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画家们对摄影的双重态度，即一方面在技术变革出现时出于职业本能存在明显的抵触心理和普遍的焦虑，另一方面却看到了利用该技术完善自身作品的可能性。一些画家甚至将达盖尔银版摄影作为增进绘画技巧的辅助工具，例如法国后印象派画家莫里斯·尤特里罗便是依据明信片上的风景照片绘制巴黎市区的街景。

对此，原本就对摄影持强烈批判态度的法国著名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尖锐地讽刺道：“摄影业是每一个想成为画家的人的避难所，每一个条件太差或太懒而无法完成学业的画家的避难所”，他进一步否定画家们借助摄影完善艺术的行为，认为这将“很快取代或完全腐蚀艺术”。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学者瓦尔特·本雅明所指出的：“通常人们会不加批判地欣赏旧有的艺术，而嫌恶地批评刚出现的新艺术。”

不过，尽管艺术家们和评论家们对摄影持有批判性或自相矛盾的看法，绘画始终都不曾因为摄影而衰退或消亡，反而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艺术表现形式随时代变迁而繁盛至今，并反过来影响了绘画的创作路径。

人工智能介入绘画后遭遇的指责，与摄影如出一辙。一方面，人工智能因高效、多变的优势而受到肯定；另一方面，又被认为缺乏情感与创造性。这一反复出现的经验所提示的是，技术的进入首先改变的是表达路径，而非艺术本身。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艺术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表达方式的调整。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当算法介入绘画时，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技术本身，而在于它如何参与到新的表达方式的组织之中。由此，应被关注的重心不再停留于对某一具体的绘画技法或流派风格的辨识，而是转向在创作实践中，中国审美如何在新的生成条件下被转译为当代表达。当讨论“如何去做”的新转向时，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其所指向的审美基础。这里所说的“中国审美”，主要指在长期文化实践中形成的视觉取向与审美特征，包括主题的选择、线条与形体的构成方式、画面构图与空间关系的细节处理以及色彩运用等所形成的整体审美意识。

刘洋 藕花深处

三、笔墨转译：中国审美的生成式延续

当人工智能介入图像生成过程时，中国审美并未随媒介的变化而消失，而是进入一种新的生成语境之中，在这一语境中首先面临的仍然是主题的选择。

主题本身是构成审美取向的重要载体。在具体创作中，主题的来源是丰富且多元化的，可能来自中国文化中的单个意象，也可将多重意象加以综合运用。例如，我以中国农历月令为线索创作了《惠风》系列。其中《孟夏》意指农历四月，正值初夏时节，动植物进入生长旺盛期，画面因而呈现出饱满的生命状态；《季冬》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万物于数九寒天进入休养，静待春天，因此整体氛围体现出内敛与静定。古典诗词也为主题的选择提供了高度凝练的意象来源。例如，《竹林入幽径》取意于李白的诗句“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强调了空间的纵深与神秘；《藕花深处》则来自李清照词中“误入藕花深处”的情境；《采菊东篱下》出自陶渊明诗句所蕴含的隐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