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丨新观念与新叙事——论巫鸿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宏观性

许多读者对巫鸿的了解，是从他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开始的。20年来，该书在中国的影响清晰可见：以一座墓葬或石窟为专门研究对象，采用“图像程序”“原境”“空间”等概念加以分析，再由图像深入到社会史或思想史层面的探索，在年轻一代学者中蔚然成风。巫鸿的中文文集《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和《时空中的美术：巫鸿古代美术史文编二集》，除了多角度地展现了考古材料在中国美术史写作中的巨大能量，还通过大量具体案例，演示了发掘和提取这些能量的方法。可以说，长于个案研究是巫鸿留给读者最重要的印象之一。其次，巫鸿对于艺术作品细密深入的视觉分析也令读者印象深刻。2013年，他在第三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超细读”的概念，更是将图像细读的技艺发展到了极限。

“个案研究”和“图像细读”虽是巫鸿学术写作的重要技术路线，但并非其全部的研究方式，切入点的大小也不等同于他所关心问题的范围和本质，个案研究不意味着可以孤立地观察作品，细读也不是不受约束的智力游戏。实际上，巫鸿各种形式的写作都与他对学科的宏观思考密不可分。巫鸿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宏观性，既表现于纵向的时间跨度，也表现于横向上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本集所收的文章，虽不完全排除个案分析，但在表达方式上更能体现巫鸿美术史研究宏观性的一面。编者将这些论文分作四个单元，读者不难领会其内在的逻辑。本文立足但不限于这些文章，而将这套文集所难以涵盖的巫鸿多种专著，以及其他几集所收部分论文，一并作为观察对象，以期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更全面的把握，也便于读者将这些文章与巫鸿其他的论著相互参照。

一、长时段的观察

在2000年对巫鸿的一次采访中，我们问他为什么没有继续他硕士期间所从事的青铜艺术研究，而选择汉代画像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他回答说，当时美国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主要集中在青铜器和书画领域，而汉代艺术和佛教艺术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从一大堆的铜器、玉器一下子就蹦到了一大堆书画上来，有点不成个‘史’。回头来再看看中国人写的美术史，也差不太多。虽然也有些人在搞汉代画像研究，但深度不够，绝对比不上铜器和书画。包括对佛教美术的研究，也不发达。中世纪有一大段是接不上的，好像有个大黑洞似的，当中空气稀薄。所以我就想，做学问不能光跟着别人凑热闹，干脆在中间搞一段”。可见，巫鸿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乃是立足于对基本学术格局的观察和对历史整体性的观照。

这也就不难理解，继《武梁祠》之后，巫鸿不久就出版了《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以下简称《“纪念碑性”》）这部在形式上与前者大不相同的专著。后者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六朝各个历史阶段，是一部早期中国美术史的贯通之作。本集所收《从“庙”至“墓”——中国古代宗教美术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文，跨越不同时代，探讨了中国早期礼仪美术从宗庙祭祀向个人化墓葬艺术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意义，实际上是该书第二章的雏形；书中又加入“宫殿”的概念，进一步深化。这本书一度引发了不少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后期文献对于研究中国早期艺术的有效性、“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这个难以妥帖地译为中文的概念是否可以用来讨论中国艺术等。与许多学术争议一样，这些论辩的“焦点”过于炫目，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原书的丰富性。例如，很少有人讨论这本书作为一种宏观性论著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