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丨新观念与新叙事——论巫鸿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宏观性

巫鸿研究领域不断转变的重要前提，在于其勇于打破学科内部壁垒的学术胆识。按照艺术作品的材质、类型、时段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有其久远的传统，并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各领域内部往往充满“家法”，彼此之间缺少足够的关联。巫鸿认为，任何艺术都是综合性艺术，必须打破媒材（如陶瓷、青铜器、玉器、漆器等）与艺术门类（如绘画、雕塑、工艺品、建筑等）的固有边界，注重考察其与特定空间、仪式，乃至信仰观念之间具体的、历史的联系，将艺术作品放置在与人的关系中加以观察。在《武梁祠》一书中，巫鸿将画像、建筑、碑刻三者结合起来，依托于建筑空间寻找画像内在的逻辑，对比碑文所记武梁生平与学术背景，从历史与精神的原境解析画像的意义。《“纪念碑性”》更是以问题为导向，贯通各时期的城市、宫殿、祠庙、墓葬、器物、画像等艺术现象进行综合论述。这种迥异于从鉴藏系统发展而来的门类史研究路径，展现了他构建美术史“总体史”的追求。

巫鸿并不是从高层的理论建构开始他的研究，而是善于从对具体材料的研究中提炼、归纳和发展出新概念，继而以这些概念为工具，引导出更为开阔的问题。例如，在系统研究战国中山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宝山辽墓等重要墓葬的基础上，巫鸿于2007年在一篇短文中明确提出了“墓葬美术”的概念，并建议将其作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可能的亚学科”。2010年初版的《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一书，进一步将墓葬美术的概念系统化与具体化。在这一研究领域，巫鸿探索出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体系。他从时间性、空间性和物质性三个维度出发，将墓葬中的绘画、器物和建筑视为与特定历史人物、地域文化、宗教信仰、时代特征等要素密切关联的整体，把墓葬理解为丧葬礼仪行为的物质呈现。同时，他通过分析墓葬中的各类物质元素，反向推导当时的礼仪制度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与思想背景。这种对墓葬材料的整体性解读思路，与考古学界对墓葬的发掘记录方法高度契合，因此“墓葬美术”的概念也获得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积极回应。2009年至2016年由巫鸿等学者发起的六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正是这两个相邻学科深度对话的重要平台。

“礼仪中的美术”（art in its ritual context）构成巫鸿研究早期美术最基本的视角。他对人类行为方式的关注，成为联系物质材料与精神信仰的重要纽带。巫鸿并未将艺术品的展览价值和仪式价值看作对立的两极，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艺术与宗教在形式上的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暗示着某种“异化”——“人类疏远了尘世的自己，离开了世俗的存在和实际的需求，也远离了他们熟悉的日常物件和图像，他们转向更高级、更虚幻、更形而上、更加精神层面上的存在，开始实验各种可能的方式去和这种存在进行交流”。他不再将艺术与宗教看作彼此孤立的事物，而是着力探寻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巫鸿对于古代宗教美术的研究，既包括原始的神灵崇拜和祖先信仰，也包括佛教、道教等制度性宗教。他于2022年出版的《空间的敦煌——走近莫高窟》是他关于敦煌艺术的集成之作，其中强调的“空间”概念，也联系着他对于城市、山岳、地域美术和宫廷美术等方面的研究，在本集所收《徐州古代美术与地域美术考古观念》《五岳的冲突——历史与政治的纪念碑》等文章中，这种研究思路皆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