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历史现场，以形体承载信仰——吴为山谈《长征组雕》的创作心路

在党领山，我们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红军战士在雪地里被冻僵了，牺牲时一只手高高举起，手里紧攥着一块银圆和党证，党证上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和入党时间——刘志海，1933年入党。他把生命中最后一块银圆作为党费交给了党。手抓得紧紧的，整个人完全冻僵了，像铸铜雕像一样。这就是雕塑，这就是信仰本身。我们团队的同志深受感染，感动得不得了。后来我在《长征组雕·爬雪山》那一件作品中，专门让那只手从雪地里升起来。它不是一个局部，而是一座丰碑，从雪山上升起来。什么叫信仰？什么叫把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就是最好的诠释。我们美术创作不要老重复过去的模式，要善于发现那些震撼人心的、别人没表现过的、真正能体现长征精神的内容。

吴为山主创中国美术馆创作团队《长征组雕·娄山关大捷》青铜

过草地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一位叫王平的团政委（后来授衔为将军）过草地后，发现还有部队没跟上来，就回头去找，到了河边，看到700多名红军战士背靠背坐在一起，他喊，没有回应；走到跟前，才发现战士们全部牺牲了。他们走过了草地，却在一个气温骤降的夜晚，冻死了。这一幕本身就是最庄严的雕塑。我们在《长征组雕·过草地》这件作品中，将那七八百人的悲壮凝缩进几组形象中：有瘦骨嶙峋的马背着重型武器，有红军相互搀扶，还有的已经陷到沼泽地里去了。但最感人的就是这一组背靠背的战士——他们成了永恒的雕塑。这些在过去的美术作品、戏剧、电影里都表现得较少。

湘江一战太惨烈了。3万余名红军牺牲，敌机在轰炸，后面有追兵，前面要渡江。江面都漂着红军的帽子，尸体沉入江底，有的漂浮起来。我们创作《长征组雕·血战湘江》时，就想着要把这个“沉郁”做出来。当地人说十年不吃湘江鱼，三年不饮湘江水，这不是夸张，而是历史的真实。湘江的水是沉郁的、悲壮的；金沙江和泸定桥下湍急汹涌的大渡河，则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不仅悲壮，而且豪迈。我们应该把这些情感基调在雕塑中体现出来。

吴为山主创中国美术馆创作团队《长征组雕·激战腊子口》青铜

我们到了四川，还听到了小叶丹和刘伯承彝海结盟的故事。彝族的那些解放出来的奴隶参加了红军，与当地群众一道组成了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他们苦大仇深，对地方熟悉，战斗力很强。还有宗教人士支持红军，收养伤员，送粮食。毛主席说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走到哪里，革命的真理就传播到哪里，团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持到哪里。这些过去在书本上、在其他文艺作品里没有直接感受到，但重走一趟长征路，体会完全不同。

我组织青年艺术家重走长征路，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走进历史、赓续红色传统，另一方面是希望他们在身体力行、切身体验的过程中锤炼思想意志，锻炼艺术创作能力。一个缺少精神生命体验的创作团队，是做不出真实感人的作品的。我们是在感动中、在情感完全浸透的状态里进行创作的。这种感觉，坐在画室里永远不会有。从概念化的失败到重走长征路的转向，构成了我们创作理论的第一重逻辑：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前提，抵达历史真实的路径，不是借助文献考据进行替代性想象，而是身体与情感共同参与的现场经验。

二、艺术语言的转化与建构

如果第一个层次解决的是如何获得真实的历史感受，那么第二个层次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这种被激活的历史感受，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艺术语言完成转化？我觉得这涉及两个很重要的环节：一是去感受历史，从历史中把题材提炼出来；二是把提炼出来的历史资源转化为艺术形态。感受与提炼是第一步，转化为艺术形态是第二步，二者缺一不可，亦不可颠倒。

在《长征组雕》的艺术转化过程中，我们的核心概念是写意。我们首先确立了写意作为整体艺术表现手法的主调。写意是什么？是心领神会。我们的艺术手法并不拘泥于写实，我们带着之前的生命体验，全身心地投入塑造，里面有写实，也有写意。写意与写实的结合，使整个作品兼具诗性的浪漫与真实的感受，还蕴含着丰富的想象。我们将写意与写实二者视为一组辩证统一的关系：写实提供历史的可信度与情感的具体性，写意则赋予作品超越具体情节的诗性与想象空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长征组雕》中的诸多细节才能既忠实于历史现场，又超越单纯的历史图解，进入一种精神性的表达。

吴为山主创中国美术馆创作团队《长征组雕·遵义会议》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