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院长刘俏：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超前投资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当下，适度增加基建项目，只要这些项目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做一些跨周期布局是可以接受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启动高速公路修建，当时投资额较大，但是行使的车辆并不多，但当时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加入WTO后，中国进入了汽车消费的黄金时代。200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只有100万辆，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2600万辆，高铁投资建设的逻辑也与此类似。

对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我认为财政政策的空间一直存在，即使把一些隐性债务计算入内，中国政府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也远远低于美国的130％左右。因此完全有进一步举债的空间，以中国政府的信用，我相信发行一批年利率3％的国债依然会得到公众普遍支持。

因此我对于当下基建投资的看法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投，而且也有空间投，但是所投项目必须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需的“高速”“高铁”项目。其实当下在规划一些基建项目时的力度不及当年的高速、高铁，据我们测算，未来30年碳中和需要250万亿元~300万亿元的投资，换算为每一年大约需要GDP 8％额度的投资，但其实并没有相应的规划，因此我们反而需要破除一些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基建投资的顾虑。

3月8日，湖北武汉市的一处工地上，司机在塔吊驾驶室工作。图/新华

记者：房地产投资依然在今年上半年下滑，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

刘俏：首先有必要正视房地产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是GDP意义上，也是投资意义上。房地产投资额去年达到14万亿元。目前还无法找到像房地产投资这样体量的投资领域，比如制造业投资就受到市场需求波动的影响，并非简单地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就能够被激发。因此房地产仍然对于中国经济具有推动作用，当然，这种推动作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绑架”。

另外涉及民生与金融体系的安全问题，如果大型房企频繁出现债务违约，甚至破产倒闭，导致在建项目无法完工，会伤害数量不在少数的购房者，而他们恰恰属于比较有消费能力的阶层。同时，购房者停贷、断供，会加大对金融体系的压力。

因此还是需要想办法修复房地产市场，当下可以对出险房企分级提供一些流动性支持，动用一些特殊工具，政策可以更具弹性，帮助他们渡过短期危机，否则这个问题可能“无解”。但这不意味被房地产企业“绑架”，而是因为从投资、消费信心、社会稳定等角度来看房地产业确实都十分重要。当然，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确实需要引导整个行业转型，过去那种拿地、借钱、开发、出售这样赚快钱的模式需要终结，需要房企的能力从增量建设转为存量运营，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陈惟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