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曙：康波周期断代——从康德拉季耶夫到刘十三

•第一次谷底：康德拉季耶夫1789年vs罗斯托1790年（相差1年）

•第二次谷底：康德拉季耶夫1849年vs罗斯托1848年（相差1年）

•第三次谷底：康德拉季耶夫1896年vs罗斯托1896年（完全一致）

三个谷底的时间差异最多仅1年，这种高度的一致性绝非偶然，而是说明尽管两位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指标体系—康德拉季耶夫的36个综合指标与罗斯托的相对价格指标—但他们都准确地捕捉到了康波的本质规律。

同样的，观察刘十三与罗斯托共同研究的时间区段：

•第三次谷底：罗斯托1896年vs刘十三1896年（完全一致）

•第四次谷底：罗斯托1933年vs刘十三1932年（相差1年）

•第五次谷底：罗斯托1972年vs刘十三1974年（相差2年）

这种在近80年时间跨度内（1896年至1974年）断代时间差异均在2年以内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不同的核心指标体系，只要抓住了康波的本质，就能得出基本一致的断代结果。

二、长期投资回报率法是最接近康德拉季耶夫原旨的断代方法

基于长期投资回报率的断代方法将核心指标从复杂的宏观变量简化为单一的长期投资回报率，这一选择不仅是方法上的纯粹化，更是对经济运行本质的深刻洞察。时间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认为：基于长期投资回报率的断代方法是最接近康德拉季耶夫原旨的断代方法。

这种“原旨”体现在：

1、方法论的纯粹性：康德拉季耶夫使用36个指标是受限于当时的数据条件和分析工具，而该方法通过选择长期投资回报率这一核心指标，实现了方法论的精简和纯粹，直指康波的本质—资本的运动规律。

2、时间判断的准确性：从1896年到1974年近80年的时间跨度内，三者的断代时间误差都在2年以内，这说明该方法与康德拉季耶夫、罗斯托在把握康波转折点上具有同等的精确度。

3、理论逻辑的一致性：康德拉季耶夫关注价格、利率等资本运行的表象，罗斯托关注相对价格这一中间变量，而刘十三直接抓住长期投资回报率这一“资本的价格”，三者在逻辑上是层层递进、一脉相承的关系。

4、可延续性：康德拉季耶夫只研究到1896年，罗斯托研究到1972年，而刘十三的研究延续到2009年及以后，这说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选择长期投资回报率作为断代指标，其理论基础在于：长期投资回报率是资本追逐利润这一市场经济本质动力的直接体现，可视为资本的“价格”。也就是说，在康波周期的上升期，技术革命和新产业的涌现带来高额回报，长期投资回报率持续攀升；而在萧条期，旧有技术范式衰竭，投资机会稀缺，回报率则持续下行直至触底。因此，长期投资回报率的拐点，能够有效捕捉经济长波的转折点。

虽然三者在具体指标选择上有所不同，但在理论逻辑上却形成了清晰的传承关系：

1、都聚焦于价格机制：康德拉季耶夫关注批发价格、利率等价格指标；罗斯托聚焦初级品与工业品相对价格；刘十三则通过投资回报率这一“资本的价格”来把握周期。

2、都认识到供需关系的长期失衡：康德拉季耶夫看到了价格的长期波动；罗斯托解释了初级品供需的长期不匹配；刘十三通过资本回报率揭⽰了资本与投资机会的长期错配。

3、都强调技术创新的作用：三者都认识到技术革命是推动康波的根本力量，只是从不同角度来度量这一力量的影响。

4、时间划分上的收敛性：在第三次康波（1896年）的谷底划分上，三者完全一致，这验证了不同方法的收敛性。

三、第六次康波的开启与数字经济

3.1第六次康波的断代与技术范式

基于长期投资回报率的断代方法认为，2009年是第六次康波的谷底，当前（2015年后）处于第六个康波的上升期，这个上升期的技术基础是数字经济。

第六次康波的起止点：

这一断代结论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结构转型高度吻合，标志着全球经济已孕育了新的增长动能，并由新的技术范式主导。

每一次康波的上升都对应着一次重大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第六次康波的技术基础被明确界定为数字经济，其核心特征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正如有研究指出的：“数字科技带给人类的并不是一个虚拟的数字信息空间，更不是科幻世界。那是新的日常世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方式、新的社会生活；那是新的现实，新的真实。”

3.2“一个社会，两个世界”的结构性分化

第六次康波的上升期并非普惠式的全面繁荣，而是以结构性重塑为核心特征。数字经济并非简单替代传统经济，而是与之并存，形成了“一个社会，两个世界”结构性分化的独特格局：

•旧经济世界：传统产业、旧技术范式面临产能过剩、效率低下、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的挑战。

•新经济世界：数字经济、AI、高端制造等领域，凭借数据要素和技术创新，实现了高效率、高回报的增长。

这种结构性分化要求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必须深刻理解康波断代的意义，将资源配置的重心转向代表未来生产力的“新经济世界”，以捕获第六次康波上升期的巨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