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沌之境”——专访著名画家刘巨德

主持人语：

艺术家无法回避自身创作所处的当下情境，他必须有宽广的视域，不断观察、审思，建立起宏观的艺术架构，才能确定自己的立足点，明晰艺术方向。虽然，中西方艺术处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又经历了各自有序的历史传承，但是从艺术本体来看，艺术是人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蕴含着人的思想，充满想象力，呈现出美的理想与丰厚的情感力量。所以，无论古今、无论中西，它都具备相同的本质和终极追求，但在这一时空坐标中，如何面对丰富多彩的艺术资源，去甄别、汲取、转化，进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丰富完善自己的艺术风格，这是需要艺术家终其一生通过创作实践来解答的。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刘巨德教授立足于水墨传统的东方精神，融通中西艺术语汇，同时，丰富的学习、创作、人生经历，历练了他的艺术，使其愈发醇厚、丰美。本期访谈中，他将自己的艺术理想表达为“浑沌之境”，这是他数十年的艺术实践的归纳总结，读者可以通过他的作品与讲述，深入其艺术主张与观念中，体会他的大境界。（阴澍雨、张译丹）

刘巨德(左)接受黄国锋采访

黄国锋：刘老师您好！首先请您回忆一下您早年的艺术启蒙。

刘巨德：我从小喜欢在墙上和地上乱画，高中的时候看到人家有一本苏联的素描人体，很羡慕。但真正的艺术启蒙还是1965年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之后。当时我在陶瓷美术系学习，原始陶艺、历代纹样是我艺术的开口奶。一入学就是拉坯课，学原始人做泥罐子。接着是临摹唐、宋、元瓷瓶上的铁锈花纹样和民间装饰画，以及去故宫和历史博物馆看历代陶瓷经典，原始彩陶纹样、鹰形陶鼎、猫头鹰陶塑等让我记忆很深。接着训练器型的装饰纹样，从花卉写生到釉面贴花。近年来我做了一些陶艺，看来学什么都不白学。

黄国锋：接下来几年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刘巨德：艺术上，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张仃院长的云南彩墨人物画，我印象太深了，感觉那些画都很大，久久在我心里回荡。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博物馆再次有幸看到张院长这批画，才发现这些画都是小画，但对我的艺术影响很大。

1970年本来应该毕业，工宣队把我们送到了二十七军的部队农场，住在河北李村进行劳动改造，我在那儿度过了三年。我喜欢观察农场院子里的小猪、小狗、小鸡等家禽，上厕所时默着画它们，包括我在街头观察到的村民吃饭、妇女挑水、小孩割草喂羊等场景，我都只能在厕所里偷偷画，因为那个时候部队不让画画。我想试试自己默画的能力，从那个时候起，我养成了凭借记忆默画的习惯。

到了1973年，不搞运动了，老师和学生都可以画画了。我很幸运有机会直接看到祝大年、吴冠中等先生作画的过程。他们画法都是“移花接木”“东寻西找”，选择性地组合作画，这对我后来的绘画影响很大。当时我与祝大年先生同住一个房间，他的写生过程我都能看到，他很爱画李村的枣树，一棵树一画一整天，记得有一次他指着院子里的枣树对我说：“枣红是国色，浑厚而不闷，亮丽而不刺”，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我曾写过一篇《尽精微、抒广大》，回忆祝先生怎样画枣树。

1978年，刘巨德（右二）和导师庞薰琹先生合影

黄国锋：在云南的6年您有什么样的经历，艺术上有什么样的进展？

刘巨德：1973年我和钟蜀珩老师被分配到云南工作，在昆明安了家，那时我和钟老师合作了《一月哀思》《欢腾的边寨》，入选了云南省和全国美展。记得老校友丁绍光、刘绍荟，常怀念工艺美院老一辈艺术家庞薰琹、张光宇、张仃等先生的艺术教学，以及张仃先生来云南写生的情况。我在云南美术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很方便下乡、体验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在农业学大寨期间，我被派到云南勐海，跟少数民族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多，画了些肖像和风景。碰上了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抱着这批画报考了庞薰琹先生的研究生。庞先生看了我这些画后说，“你是一块没有雕琢的玉，将来适合画大场面的人物画”，对我鼓励很大，也明确了自己研究的方向。

黄国锋：1978年您成为庞薰琹先生的研究生，做了什么研究？

刘巨德：庞先生让我把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做比较，历代装饰画纵向比，与西方现代艺术横向比。中西历代经典纹样、经典绘画、陶俑雕塑，我尽力去阅读和临摹。其间去敦煌临摹了大量壁画，去麦积山、云冈、龙门和很多博物馆临摹了大量石刻，这是一种综合的、开放的、不确定性的比较研究。这让我开始进入艺术的源与流、装饰与写实、传统与现代、抽象与具象、中与西等思考，了解到其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庞先生说“传统就是边传边统”。他让我们用眼睛触摸对象、画线描，他的“带舞人物”都是默画的，这对我影响很大。庞先生转变了我的眼光和思想，把我带进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处。我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试论平面装饰艺术中的适形造型》，1981年发表于《工艺美术论丛》，至今影响着我对绘画空间与造型关系的思考。

1996年，刘巨德与钟蜀珩于乌兰察布后草地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