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凌：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困境

中心的圆圈标示着“喜闻乐见”，表示王朝闻全部艺术论评的目的都旨在提高创作水平，使我们的艺术家能创造出富于艺术魅力，也就是具有高度审美特征的艺术作品，而这种艺术作品必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王朝闻《毛主席像》1950年

王朝闻《刘胡兰》1951年

从美术批评的角度讲，可以说王朝闻一个人创造了一个时代。

再聊一聊新时期的美术批评。对1979到1984年的批评状况，水天中先生有一段很准确的概括：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评价，许多与政治相关联的问题尚待澄清。那时的人们，思想中的参照系和理想模式还是五六十年代，旧有的思维模式也不可能给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带来突破性进展……1979年以后，美术批评开始有了起色。许多在过去根本不能触及的理论禁区被打开了。诸如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表现自我与表现生活的关系问题;艺术的本质与功能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抽象与具象的问题；艺术个性与民族性的问题以及形式美、抽象美、人体美的问题等等。可以说，从1979年一直延续到1984年的这一场讨论，几乎触及到美术理论中的所有基本问题。

1985年，新潮美术运动兴起。对这一运动的兴起，有诸多分析，我的看法是，新潮美术运动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又是西学启蒙的结果，所以，整个运动的全盘西化取向一点也不奇怪。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是新潮美术的策源地之一，而它主办的《中国美术报》则对新潮美术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在美术研究所云集了一大批批评家，除了新潮美术的直接推手栗宪庭、高名潞外，还有水天中、郎绍君、刘骁纯、王镛等一批导师级的批评家作为后盾。

《中国美术报》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