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刚 | 秦汉之际的简牍——以银雀山汉简为例

有两个主笔并列，说明这时还没有在书法艺术上建立隶书的法则。隶书的捺笔也有波磔；隶草线条圆转，也没有波磔。

俯仰：蔡邕《篆势》说到过“字体之俯仰”，后世则以用笔的俯笔、仰笔来分析线条的俯仰。像“合”“今”“全”“舍”“会”“仓”“食”“令”，篆书多是俯笔，而秦简和秦汉之际的隶书中，俯仰皆有，以变为仰笔的形态为后世隶书所继承。隶草则多为俯笔。

向背：隋智果《心成颂》：“分若抵背，和如对目。”我们借用向背这个词，来形容用笔的向背，像“木”“禾”“末”“未”等字的隶书，后两笔相背成“撇”“捺”，是为“背”；篆书相向内弇，是为“向”。欧阳询《三十六法·向背》，就将将左右结构的部件关系也称向背。应接一语也出自欧阳询：“应接，字之点画，欲其互相应接。两点者如小、八、忄自相应接……”

以上划分引入了书法上一些书体划分的概念，从理论上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在观察具体的某件简帛书时，若要判断其书体，依然会有一些难以分辨的问题。尤其是秦简和秦汉之际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篆书、隶书的简帛文字，也很难在其中划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出来。在《秦“书同文”前后》一文中，我认为“篆书和‘篆之捷’的隶书在秦代如同蝌蚪向青蛙的转变期，还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隶书中还留着篆书的尾巴，篆书中也有了隶书的变化”。所以对秦简和秦汉之际的一些简牍帛书，要明确划分出篆书、隶书来，是非常困难的。相对于篆隶的区别之难，隶草和篆隶之间的划分就容易了许多。这也说明我们把隶草一体从隶书（古隶、秦隶）中划分出来，既符合秦汉书体实际情况，也符合古代书论的记载。当然，“隶草”或草书之名的出现，也是汉代以后的事情，比大篆、小篆、隶书之名出现的还要晚一些。这些书体的名称都是“追加”的。

随着简牍帛书发现的增多，我们对草书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了新的认识。现已出土的简帛，基本可以分为文书和书籍两类，文书类按内容可分为官文书和私文书两大部分，睡虎地秦简中的《黑夫惊家书》属于私文书，里耶秦简属于官文书，在官、私两种文书中，都有隶草书体的使用。而目前所见到的书籍类简牍中，只有《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斜体字”草隶书写。（《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论政论兵之类》中的《十问》《富国》也掺杂了一些斜体字，字势与《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相近，但没有像这两篇中的草书因素那么多。）在典籍类简牍中使用隶草，也说明隶草一体在秦汉文字中具备了成为一种被认可书体的资格。

《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是隶草向草书演变中的重要一环。之前陆锡兴的《汉代简牍草字编》、张恒奎博士的《草书体的形成与演变》和李洪财博士新近出版的《汉代简牍草书整理与研究》等论著，都把这两篇竹书作为汉代最早的草书列入草书演变的序列中。2013年，长沙发现了西汉武帝时期的走马楼西汉简，其中的0084简，已经脱离了隶草阶段。而可以称为草书了。李洪财在参加走马楼西汉简整理后，就改变了之前博士论文中“草书正式形成大概是在西汉中期偏后”的看法，而将草书形成时间提前到武帝时期：“这批简草书特点已非常明显，我们认为通过这批简可以重新确定草书的形成时间，可以说最迟在西汉初汉武帝元朔元年之前草书就已经形成。”把秦简和《六韬》《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出现草书因素的简牍称之为赵壹《非草书》中出现的“隶草”一体，与走马楼西汉简武帝时的草书予以区别，有利于我们认识草书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利于秦汉书体的划分。

结语

判断一件简帛书的年代，最主要的还是其出土墓葬的年代。如果一座墓葬中出现了字体不一的简帛书，要根据避讳、用字、语言学及文献流传各方面的因素来做出判断。这是出土文献研究中大家都已经认可的标准。从文字的构成成分，尤其是从书体和书法角度来判断简帛书的年代，有学者也进行过很多有益的尝试。在《银雀山汉墓简牍集成》中的《六韬》和《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两卷出版之际，对两篇竹书的抄写年代再重新予以探讨，对“秦汉之际”这个有点模糊的概念予以新的认识，是写这篇文章的初衷。若有错误之处，还请大家不吝指教。

（文/刘绍刚，书法杂志）

作者简介

刘绍刚，又署少刚，男，1958年生，山东济南人。1978年2月至1982年2月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8月至1989年8月就读于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师从蒋维崧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前身）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古文献研究室主任。兼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2020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出土简牍帛书的整理研究与书法艺术史的研究工作。《出土文献研究》原主编、《出土文献》原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