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见 | 向自己的传统开放

张见：《当<夜巡>来到中国》，那件作品显然是一次当代工笔的探讨，十个艺术家以合作的方式画出各个局部，最终拼合在伦勃朗这件巨作中，又呈现出一种冲突与融合。你看，这是矛盾的，但是又能达到一种稳定。“矛盾”在于，每个人对于中西转译的理解是不同的，“稳定”是在一种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中国画对于西方绘画的风格探讨是这样多元，可以有这么多方法，且都是很成熟、很成功的方法。所以那件作品我觉得在我的创作生涯里，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我认为它非常成功。

尽量保持一个多元发展的生态，因为只有这样多元发展的生态，我认为才是健康的。你从来就不会觉得在自然界有某一种生物完全跟其他的物种不能和谐相处，那么很快就是生态会破坏掉。只有当每个人每一个方向，每一个物种都生活得很好，才是一个健康的的状态，并且是我们可以引导的一个状态。文化它是需要发散的，它是需要百家争鸣的，百花齐放的，我希望我们画院的艺术家，完全按照自己所想尽情地发挥。因为只有这样的艺术创作氛围，才可能创作出好作品来。

杨惠娟：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行业和领域当中，为了凸显出自己是与这个时代同步，或者不是还固守在过去的传统当中，都会给自己冠定一个就是时间的名词。比如说像工笔当中体现的“新工笔”，或者说“现代工笔”“当代工笔”，我们应该建立自己怎样的时间观？

张见《黑昼》

240x120cm

绢本2003年

张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概念是比较较真的，我想着一定要尽可能的说明白这个事情。这是年轻人的性格，其实经过了这么些年，这个问题在我这儿可能有一个跟当年不完全一样的答案。

我现在根本就不纠结这个名称，因为这跟这个世界一样，很难用一种观点、一个概念去说服所有人，我现在的观点是，其实所有绘画的创新点，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更具针对性的，因为年轻人的性格就是希望反叛。

比如讲何家英先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就问我，张见你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当时我说，因为你不在南京艺术学院教书。但是我并不是没有看到何老师，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班上面人手一本何家英先生的荣宝斋给他出的方形小画册，但年轻人的想法就是这样，不同。虽然我非常喜欢何老师的画，也对他非常钦佩，但是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跟他画得不一样，这可能就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学习思路。当时画画的时候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想法，我更想成为自己。

那么这就跟每个人的知识面和知识的链接搭配有关系了。而我那时候是找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比如讲波提切利、弗朗西斯科这些我感兴趣的艺术家，因为我觉得他跟东方的，跟中国的古典传统有很多暗合的地方，这个是我可以衔接的。而当时的一些成功的工笔人物画家，他们的链接点有他们自己的发现，但是与我不同。所以那时候可能我很快地形成了一个自己的面貌。但是随之，在我不停地否定别的艺术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时候，我也会用我的这套逻辑来否定我自己，所以这才会导致一个实验接着一个实验，不停地循环下去，直到现在我的意识里，已经没有所谓什么时间概念，新工笔或者新水墨等等。这是那个时期，因为各种需要——理论的需要、商业的需要，以及艺术家自身创作、团队的需要，共同催生出来的一些概念。

杨惠娟：其实要撇开这些所谓的概念或潮流，我们更加明晰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核心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