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移模写：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临摹教学作品展”研讨会会议纪要

丛涛指出，临摹在20世纪成为一个突出问题，而在古人眼中并非如此。他引用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及张庚《浦山论画》中的观点，说明古人虽重视临摹，但不存在临摹与写生之间强烈的二元对立矛盾，可这一矛盾在20世纪的中国凸显。

矛盾源于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起美术革命，将中国画四王视为旧文化代表进行抨击，主要批判临摹、仿摹传统。当时，蔡元培、康有为、徐悲鸿等知识精英也认为中国画改良需依托西方现实主义与写实精神，这引发了对临摹的重要争议。然而，有趣的是，中国画在外界质疑中不断迸发活力。例如，郭味蕖先生在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馆学习时，资源开放，黄宾虹、张大千、于非闇等导师带领学生系统临摹宋元重要作品，推动了传统风格变革。但黄宾虹当时面临回应写生的问题，北平艺专教学中临摹与写生已成为难题。

50年代后，临摹与写生的争论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二者概念不断对立，此时中国画专业一度被改为彩墨画，更强调为现实服务，写生愈发重要。从50年代至今，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多次调整对临摹的态度，80年代改革开放后，贾又福、叶浅予等重新强调临摹重要性，2018年教学大纲对临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靳尚谊先生在开幕式上表示，临摹价值无需争论，关键是探讨临摹什么及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具体对象。此次中央美院的展览，针对的是中国当代文化困境，思考临摹对解决当代艺术中创造与人、文化关系等新问题的作用，这正是临摹在不同文化语境下被反复提及的意义。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

于洋提到，当天下午近20位专家从理论、历史、临摹实践及教学创作等多元角度，对临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令他感触颇深。以往央美的中国画教学多从临摹、创作、写生三位一体的角度理解，其中写生讨论最多，创作也常被提及，而临摹却遭忽视，一方面有人不屑谈，另一方面又觉得难以说清，这是极大的偏见。此次展览与研讨意义重大，既为临摹正名，又赋予其多元深意。

于洋还提到陈独秀曾将四王视为批判标靶，而中国画中的临摹、仿模实则有精微内涵，“模”有对临、意临和临创之分。此次讨论从“传移模写”概念出发，以文法和法度角度深入解读临摹，从教学论单独研究临摹极具意义。这不仅很好地总结和反思了中央美院中国画传统，还将临摹贯穿画家的一生，从最初的心手相映到晚年回归临摹，是一个由附体到入神的过程。临摹既展现了画法与风格的包浆感，又是不断打磨的过程，跳出了基础训练范畴。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来看，此次研讨从话语和学科体系角度升华了中国画教学。

丘挺（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

丘挺对各位专家学者精彩的发言表示感谢，各位学者、艺术家对展览提出了很多肯定、鞭策以及期待。本次讨论涵盖了方法论、认知问题、价值体系及合法性重新建构等多个议题。

中央美术学院自2005年中国画学院成立之后，在田黎明、唐勇力以及张立辰先生的主持下，学院对课程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设置，融合了中央美院自身优势与其他院校教学特点，课程设置环环相扣、循序渐进，包括梅兰竹菊、书法、树石法等训练，以及对宋元绘画的临摹教学。此次展览的目的是借展览的契机讨论中国艺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由此组织了多领域多角度的专家进行深入探讨，未来还将组织高校一线教员以及国际艺术史学者的讨论，从不同视野不断完善此次展览的学术架构。

在重新讨论文化传统自信的问题时，中国画传统中有很多未来仍值得探索的方向。丘挺以明清绘画中的“纸抄纸”现象举例，如董其昌将倪瓒、黄公望及董源的风格巧妙融入同一幅画中，形成自我视觉经验的重构，这种重构过程离不开目识心记与摹写。他表示未来的教学课程将更加丰富，如文本叙事的创作课程等都将可能细化并转化为具体课题内容。

丘挺提及东西方皆有“传移模写”概念，例如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曾在重构现代音乐时回归巴赫，认为传统中有无限生机值得深入研究：“任何缺乏传统根基的创新本质上只是抄袭。”即在“师古之情，求新之念”之间建构艺术的当代性。丘挺借用阿甘本的观点阐释，当代艺术必须依附于时代，却又适当地脱离时代，以长期凝视的状态审视现实，形成思考、探索与表达的张力，这种方法论对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与教学具有重要价值。这一议题本身具有开放性，展览过程中学院会根据各位专家的宝贵建议和期许不断完善与调整，希望能将“传移模写”的讨论以汇集成册，作为此次展览的重要文献支撑。展览的后续互动与延续活动也将持续进行。丘挺表达了对数字生成艺术方面的期待，未来学院将在这方面持续探索。未来的中国画课程设计需在坚持本体研究与融合前沿探索之间取得平衡。

（来源：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