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移模写：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临摹教学作品展”研讨会会议纪要

赵力从认识论、创作论和观念论多个角度讨论了“传移模写”临摹的意义。他指出，临摹不仅是技法训练，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承载着传统符号的活化功能。相比西方的形式复制，中国画的临摹强调移神，这一理念从宋代的格物致知到明代的借古开新，一直贯穿其中。在创作层面，临摹既是教学范式的体现，又具有风格流变的自主选择性，体现出传统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动态发展。

在观念层面，赵力强调临摹作为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路径，包括解构、重构和价值重估等策略，涉及文化的再脉络化，即通过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展览的呈现即是临摹实践的动态展示，使符号的流动轨迹更清晰可见。赵力所负责的艺术治疗研究中心与本次展览也尝试了合作，旨在通过新的语境建构赋予临摹精神性与情感性的价值传递。

赵力还讨论了临摹教学的范式转移，如何从技术摹写到文化解码再到观念转译，强调临摹作为传统能量的集聚点，能够通过形式语言的解构与重组释放新的创新能量。在AI时代，数字临摹带来了伦理争议，但同时也让艺术家重新思考临摹的价值。他引用本杰明的机械复制理论，认为临摹在元宇宙时代可能成为连接虚实世界的接口。结合神经美学的研究，他探讨了艺术家在临摹过程中镜像神经元的激活机制，证明临摹不仅是复制，更是一种创造性的认知活动。面对算法主导的时代，他认为艺术家不能仅被科学迷信所主导，而应在临摹中加入“反镜像思维”，即创造性的破坏，以此重构传统与科技的关系。这一跨学科的探讨为当代艺术教育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雷子人（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雷子人从自身学习与教学经验出发，探讨了临摹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及其当代价值。他回忆80年代末卢沉先生的“水墨构成”课程，强调以原典、原作进行改变，而非简单摹写。雷子人曾以《韩熙载夜宴图》为基础进行重新构成。如今中国美院的“变体临摹”课程还在延续这一思路，显示出传统作品仍在不断被重新审视，也反映出当下“传移模写”的概念边界已比十年前更开放。

他特别提到李少文先生的临摹方式——在故宫面对一幅作品整日不动笔，而是透过观看去体悟作品的秩序，例如临摹八大山人时中，他能够通过视觉分析推测起笔、转折、收笔的位置。这种深度观察的临摹方式，在今天反而更具意义。相比之下，现代科技让学生可以轻松获取高清图像，使工笔临摹变成单纯的描摹，如小学生“描图”般的摹写，虽然可复制出极为接近原作的摹本，但艺术家个体的收获远不及对作品结构和内在逻辑的理解。

此外，他强调古人通过“拟”“意临”等方式与传统对话，如果将“谢赫六法”视作一个系统，临摹不仅是技法的传承，更关乎艺术本体以及画家与作品之间的生成关系。因此，在教学中，应培养学生超越技法层面的观看力，以推演作品的生成逻辑。临摹还能帮助艺术家构建个人的传统数据库，中国画的图式多由符号系统构成，临摹局部或整体都可能带来新的思考，如“搬山弄水”“逢水搭桥”等创造性手法。在科艺融合的时代，临摹虽看似传统，但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却是全新的，值得进一步探索。

曹庆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曹庆晖以中央美院近期围绕教学开展的系列展览，探讨了“传移模写”这一主题的现实意义。他指出，雕塑系、油画系、国画学院在短时间内分别组织教学展览，虽未经过学院整体规划，但却反映了一种内在的学术需求。这一现象不仅是教学日常发展的自然结果，也可能预示着未来几年中国美术教育将面临的核心问题。

尽管各学科可通过多种方式探讨自身发展，但这些展览都将重点放在教学本身，反映出当前现实处境对美术教育的影响。他希望回避“语境””这一过度学术化的词汇，而强调这一现象与更复杂的社会生态相关，如雕塑学科在中国长期未曾系统梳理自身发展，导致强烈的反思需求，而中国画的教学问题则必须置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讨论。丘院长推动的“传移模写”研究，正基于此，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画教学中的“形意”表达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画围绕“写实””的争议不断，而教学实践中临摹与写生的主次之争，甚至导致学者之间方法论的分歧。这种争议不仅涉及个人教学理念，更受20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影响。

因此，“传移模写”讨论的重点并非回溯久远的文论传统，而是与民国至新中国时期的教学体系密切相关。更因当前的中国画教学改革仍未找到清晰的方向，因此必须通过历史回顾寻找答案。这一讨论关注的并非遥远的未来，而是接下来的五到十年教学体系的发展路径。

汤哲明（艺术史学者、上海画院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