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移模写：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临摹教学作品展”研讨会会议纪要

徐累从自身的学习与创作经历出发，探讨了临摹在中国画教育中的重要性。他回忆了在南京艺术学院的学习时光，指出临摹是学习中国画的基础，尤其是在学生时代，应趁早打下扎实的技法基础。虽然南京艺术学院的教学氛围更倾向于写意画，但徐累通过临摹传统工笔画的经典作品，逐渐体会到中国画技法的精妙之处。他同时反思了现代科技对临摹的影响，认为高清图像虽然方便了图像的复制与传播，但也使临摹变成了单纯的描摹，失去了对艺术作品内在逻辑的理解。临摹不仅是技法的学习，更是对古人文化气息和艺术精神的体悟，历史上的画家也都是通过大量的临摹，来强化自己的技法和文化修养，甚至超越技法层面，达到与古人精神对话的境界高度。例如，明代的仇英通过大量临摹宋画，掌握了高超繁复的绘画技法，并提升了自己的艺术气息；清代的徐枚也通过临摹古画，开创了独特的复古风格。

徐累还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指出临摹可以成为创作的一部分，帮助艺术家在跨文化比较中找到新的灵感。他以自己的创作《达·芬奇和中国龙》为例，说明通过临摹达·芬奇和宋代绘画，他不仅博涉了两种不同的技法体系，还深入理解了东西方艺术的异同。临摹是一段文化解码的过程，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重新审视传统，理解前人的创作思路，在当代的创作语境下赋予其新意，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因此，临摹不仅是技法的传承，更是对艺术精神的深刻体悟。

王鲁湘（学者、艺术家）

王鲁湘指出“传移模写”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从青铜器大量一模一样的孪生体来看，纹饰雕作已有摹本，并采用摹写的方法进行复数性生产。这一方法到南朝被归为“谢赫六法”之一。“六法”体系完整、圆融且自洽，具体而言，“气韵生动”为本体论，“骨法用笔”为价值论，“经营位置”“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为创作论，而“传移模写”为方法论。

王鲁湘进一步阐释，“气韵生动”源自“一气贯之”的哲学观，无论有灵、无灵都以“气”贯通，绘画本体离不开这一观念。“骨法用笔”则体现价值论，一为绘画需表现人物的骨相而非皮相，是谢赫品评人物画的标准；二为用笔之法，即线条与点的美学要求，是笔性质量的价值标准。“经营位置”“应物象形”和“随类赋彩”则属于创作论，“经营位置”涉及图式建构能力，即空间位置与美学关系的处理；“应物象形”对应写生之法，即师造化以解决形象问题；“随类赋彩”则是对色彩的哲学性处理，讲究对阴阳五行观念的参照。

“传移模写”即临摹，不仅因为古代印刷技术局限，依靠临摹传世典范，更因其为师古人、师传统、得绘画之法的必要途径。王鲁湘反驳了邹一桂“传模应不在内”的观点，指出“传移模写”不仅不可去除，反而能溯及前五法。临摹并非为得到具体图像，而是通过临摹过程，掌握前人随类赋彩、应物象形、经营位置、骨法用笔，最终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此次展览及研讨会，即在于从哲学层面更加圆融、自洽地理解“传移模写”与其他五法之间的紧密联系。

楼家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楼家本从自己在中央美院的学习和在芬兰的游学考察的经历出发，回顾了中国画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强调了临摹在当代艺术院校中国画教学中的重要性。中国画教育应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非依赖于西方艺术观念下的素描造型体系。临摹应具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结合自己带领学生团队在敦煌、新疆等地临摹石窟壁画的切身经历，指出临摹不仅要求技法的千锤百炼，更需要对作品背后的文化脉络和思想精神的充分考察，因此临摹过程应注重对作品整体架构和文化内涵的把握，而非仅仅关注局部细节。临摹不是单向的，而是要“有所用”，例如古时期的岩画、夏商周的彩陶和青铜、马王堆的帛画以及顾恺之、吴道子等人传世的壁画线图都可以成为临摹的对象，并运用于创作中。

楼家本主张中国画应走向“大中国画”的发展方向，融合多种艺术媒介和当代艺术思潮，如陶瓷、玻璃、纤维艺术等，主动吸收消化西方艺术的营养，在与世界艺术潮流的碰撞中找到民族文化自身的定位。他提出“要在古老的花园里采集鲜花”，并以中国传统神话为例，讲述了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如何在绘画中体现。当代中国画教育应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将临摹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推动中国画在全球艺术语境中的发展，在人文和艺术上要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极致。

04丨当代中国画创作

赵力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