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见山——孙洪利写生教学研究展”将于9月26日在沈阳开展

“在场”的理念自古已有，并贯穿于中西方的绘画创作传统。巴比松画派的艺术家进入枫丹白露森林，在自然呼吸中捕捉光影；印象派画家则在塞纳河畔追逐瞬息万变的光色。而在中国绘画传统中，不论是南宋院体画的写生笔记，还是明清文人画家的山水游记，都彰显了艺术家对身临其境的执着。可以看到，孙洪利的写生实践既承续了这一跨文化的历史脉络，又在教学语境中赋予其新的意义。

“在场”的价值不仅在于身处自然，更在于如何感知自然。因此，孙洪利将“直观”确立为指导其写生实践的核心。胡塞尔在现象学中提出“回到事物本身”，通过直观经验把握事物的原初呈现，而不是依赖既有观念或先入为主的范式。孙洪利主张在创作中依靠直观观察进行表达，反对依赖程式化符号或固化风格。他强调，写生应当是眼睛与心灵对对象的即时回应，而非对现成风格的模仿或套用。他要求以开放的姿态面对自然的复杂性，将观察所得的形、光、色直接转化为绘画语言。通过直观感受和直接的表现，捕捉整体，而不是拘泥于细节或固化模式。

这与中国古代绘画强调的“外师造化”理念也形成了不约而同的默契。山水画家常常通过亲历山川之美，将自然万象化为心灵体验，最终在笔墨中生成气韵生动的图像世界。孙洪利在教学与创作中，反复强调走出画室、深入自然的必要性。这种“在场”的实践，不仅保证了作品的现场性与真切感，更成为当代艺术家重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途径。在当下生态危机与数字图像泛滥的背景下，这一理念显得尤为重要。

在西方艺术史中，印象派画家以直观方式表现光的流动；康定斯基在抽象绘画中追求直观的内在必然性；而克莱夫·贝尔在形式主义理论中提出“审美情感”，强调艺术应通过形式直接激发感受，而非依赖表面的叙事反映。孙洪利的“直观”理念呼应了这些理论，但其独特之处在于：画面强调的并非风格化的形式构建，而是基于自然经验的真实回应，是一种通过直觉性感受达成的去风格化表现。

“直观”是孙洪利写生创作理论的核心环节。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强调去除先入为主的观念，以直观经验把握对象的原初状态。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艺术即经验》中也认为，艺术的价值根源在于经验的完整性，而非外在的技艺形式。孙洪利主张写生应当依赖眼睛与心灵的即时回应，而不是模仿既定风格或程式化符号。这一理念既同西方自印象派以来的外光写生传统相契合，又尝试将这种直观体验与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相结合。因为中国文人画中的写意也并非是任意的挥洒，而是通过心与物的直接感应来表达瞬间的真实与精神的生动。在孙洪利的写生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这种即时性的把控，同时能够巧妙避免过度符号化的倾向，从而形成一种更具开放性的创作方法。

对于油画教学而言，这种直观训练具有重要意义。他要求学生在写生创作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再现，而是必须注重感知力的培养与思维力的激活。从而要求艺术家的成长过程必须深入自然观察以获得真实感受，而最终的表达又必须经过心灵的转化，才能成为个体独特的经验。孙洪利的教学理念正是强调这种从自然到心源的生成路径，使学生在“去风格化”的训练中逐步形成独立的艺术感知与思维方式。

“生成”是艺术创作行为的内在特征。首先，生成意味着作品在展开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视觉秩序。线条、色彩与肌理在叠加与修正中持续变化，构成一个动态的生成场域。德勒兹提出的“生成”概念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哲学支撑：艺术创作并非固定的模仿，而是持续的差异化行动；其次，生成体现为经验向图像语言的转化。艺术家在反复写生中，逐渐超脱于对自然的复制，通过生成过程找到更贴近自我感受的表达方式，这种转化最终沉淀为个体独特的艺术语言；再次，生成还意味着从“去风格化”到个人风格的生长。孙洪利在教学中倡导去除固化模式，并将这一理念运用于创作实践。这种自由的生成反而使作品更自然地显现出个体风格；此外，生成亦与时间性密切相关。绘画中的修改、覆盖与残留笔触，承载着经验的累积与过程的痕迹，使作品始终保有一种未完成的开放性。这种开放的结构与不确定性，促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生成新的意义。因此，“生成”不仅是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更是艺术家、作品和观众之间的动态互动。在写生的终极价值中，最为关键的是经验的生成。也就是说，写生并非对物象的机械复制，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经验、生成语言的过程。孙洪利在教学与创作中提出的去风格化理念，为生成提供了方法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