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丨中西视阈下书法理论体系建构暨书法史写作模式反思

理论何为？什么是书法理论？何为书史？书法史是艺术史还是文献史？对于当代书学而言，以上问题并不是自明的。抑或说，在当代书法理论尚缺乏学科反思的背景下，以上问题尚无法得到学理化的阐释和揭橥。书法作为一门后发学科，在20世纪相较于文学、哲学、历史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落后半个多世纪的情势下，无疑又加剧了对上述问题认识、接受和阐释的复杂性及现实困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在现代人文学科领域，无论是文学、哲学、历史学、美术学乃至文艺学都获得了学科化推进，而书法却由于被摒拒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之外，而不断被边缘化，以致由倡导汉字拉丁拼音化，谋求取代汉字，书法也随之处于命悬一线的文化孑遗状态。这表明书法在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中被抛弃的命运。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整体而言，书法始终处于非合法性的危机境地，根本谈不上学科化和理论化建构。在这期间，除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对书法美学作了有限的启蒙外，书法理论始终处于边缘化的落寞境地。

书法的现代性（modernity）启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全面融合、碰撞而发端的。书法由此走出认识论困境，而谋求本体论转向。这一转向是由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价值重估与西学的方法论推动这两股思潮的合力而实现的对传统文化包括书法进行现代性阐释乃至本体论的确立。书法从而获得了现代性境遇的美学观照。随着书法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书法理论家通过中西视阈在本土重新发现书法历史，并为书法加以艺术哲学理论而“命名”：书法是抽象的艺术符号。这为书法理论开启了现代审美源流，并推动了书法理论的价值重建。

客观地说，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和哲学方法论的全面涌入，引动了文化热、美学热、方法论热。在这一背景下，书法理论以及书法学科建构迅猛跟进，与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学科保持同步，并在艺术史与学科理论自觉方面保持着警醒状态。这一时期，陈振濂主编的《书法学》、邱振中的《书法的形态与阐释》，在书法学科与书法理论谱系建构方面，达到了当代书法理论的历史高度。从这个角度言之，当代书法学科和书法理论前设建构在20世纪90年代已获得历史基点。然而，由于知识界分化和保守主义的学术转向，书法界以文献考据为主导而形成的书法史研究权力话语，严重抑制了书法理论及艺术史与艺术美学的学术进路。这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书法理论及艺术史研究的极端弱化与中断。在书学界，书史考据文献研究取代了书法理论、书法美学以及书法艺术史研究；混淆了文献考据与书法史、书法史学的区别，划界不清，导致学科误置；时至当下的很长一段时期，理论批评、艺术史、书法美学研究被普遍忽视，在书法硕、博士教育培养中，书史文献考据成为单一普遍的学位论文写作定向。在近二十余年的书法博士论文中，书法理论（包括艺术史、美学研究方向的论文）较之文献考据研究所占比例极少。近年，书法与美术并列为一级学科，但长期以来对书法理论批评以及艺术美学的忽视，从根本上制约并影响着书法一级学科建构。因为书法一级学科建构的主体——书法史（主要是指书法史的理论阐释）、书法理论（相当于书法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揭橥）、书法批评（指书法批评理论模式、方法）皆为理论形态，因而，缺乏理论谱系的陈述与建构，书法一级学科就很难真正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