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丨中西视阈下书法理论体系建构暨书法史写作模式反思

简单说来，书法理论的“失语症”与话语重建是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失语症”源于对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失落。因此，在“失语症”下进行话语重建的前提是要深入中西文化内部，在对中西方文化深入认识理解的前提下，建构新的人文学科体系，而不是盲目激进地重写与颠覆。否则，不仅不能走出“失语症”，走向话语重建，反而会与历史真相背道而驰，离真正的学术理论建构愈来愈远。

对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疏离和拒斥，造成当代书法理论批评与书法史研究的双重危机。一方面，它无力于以思想观念的阐释和批判力量介入当代书法创作与理论批评问题，从而导致“失语症”；另一方面，它也导致在书法史研究中缺乏史学理论、史观和思想史、理念史、审美史的支撑，而以实证的名义，将史料考据视作书法史的全部。所谓“史学即史料学”成为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座右铭。这是由书法史作为学科研究的后发性所导致的学科误读。而对西方现代人文学科包括新史学理论的盲视和排拒，无疑加剧了这一误读与误置，以致从当代人文学科立场审视，当代书法史研究除了沿袭乾嘉史料考据一路之外，已很难真正构成书法史学形态。

随着20世纪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轴心期理论”，西方现代历史学已完成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文化形态史学的转变，并与哲学解释学有机结合，使历史学由“事件史”转向对历史意义和文化境遇的阐释和揭橥。历史既不是纯粹主观的，也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期待视野下的“效果历史”。“因而历史的解释学理解之偶然性便使得这种理解不同于科学挪用性：历史理解必须不断地向自己的活动和假设提出质疑。”〔4〕

图1[美]D.C.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历史从来不会返回到同一点上”〔5〕，历史的张力和真实来自生存本体的生成与衰颓消长的文本间性。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6〕

图2[瑞]海因里希·沃尔夫林著，潘耀昌译《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典范法则和方式即是求真意志下的史料考据，将书法史研究单一窄化为史料考据真伪之辨，而抽空了书法史的思想史、文化史、审美史内涵与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也就谈不上书法史的史学理论与史观内涵了。长期以来，当代书法史研究对于这种史料考据模式坚信不疑，认为这是书法史研究的正途和不二法门。细加追究，这种书史研究风气既来自保守主义的学科自大，也与书法史作为后发学科的先天发育不全和学科误置有关。同时，也与当代书史研究领域从根本上缺乏西方现代艺术哲学和艺术史理论的学科反思有关。因此，进入21世纪，当代书学谋求新的书法理论和书法史学科建构背景下，对书法史的学科反思势在必行。首先就书法史研究本身而言，书法史料考据与书法史学者之间需加以划界区分。史料考据不等于史学。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书法史研究。“史料学派的最大特色在于他们的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主要由于他们对于史学上所谓‘客观性’的问题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们假定历史事实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科学的考证而还原到‘本来面目’。如果一切事实都考证清楚了,那么全部的历史真相自然会显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乐观地等待着‘最后的历史’ (ultimate history）的出现。正是根据这一假定，史料学派才否认史学和时代之间有任何关联。这一学派的人深信，纯粹客观的史实既能通过一定的考证程序而恢复其‘本来面目’,则史学家因自身所处的时代而产生的一切主观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学之外了。”〔7〕在历史学界，史学、考古、文献考据三分天下。考古学家与文献学家的工作目标与历史学家不同。他们一是以田野考古的地层出土文物勘探；一是以文献史料的真伪梳厘考辨，来为历史学家提供实物文献的可靠史学研究基础，虽然它们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但其本身则构不成史学研究。史学研究是历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形态、特征及嬗变规律的历史文化阐释。其中蕴含着历史学家的史观模式。这种模式因历史学家的历史文化视野、价值观念、分析框架，以及所据历史文化立场不同，从而体现为不同的历史流派和主体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