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丨中西视阈下书法理论体系建构暨书法史写作模式反思

图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因此，在现代历史学大家中，即使被推为以史料考据胜的史学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也并不完全耽于史料考据，而忽视历史意义的阐释与史观的确立。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便石破天惊地揭橥出殷周社会历史文化的巨大转捩的内在动因在于从巫史文化到礼乐文化的转变，而其内在政教伦理则是从崇天佑神到敬德保民的转换，并贯穿着德、礼对天的超越。这成为殷周社会历史研究的经典论述，也是对殷周社会历史发展的史观揭橥。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写道：“《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象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则以种族、文化、门第三要素阐释隋唐社会历史制度嬗变的内在关联，并揭橥出关陇文化和均田制这种源于北周北魏的文化政治制度对隋唐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开创了隋唐历史研究的新局。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疑古派”史观，打破了上古三皇五帝神话传说与真史杂糅不分的混沌状态，还原并揭橥历史真相，指出“愈到后来传说中的古史愈长”的“层累地造成”的主体史观。可以看出，真正的史学必以史观为基础。没有史观的史料考据构不成真正的史学。因此，史学一方面牵系着历史的意义，一方面联系着历史的阐释。这便自然牵引出史学理论。当代书法史研究所存在的困境，即在于缺乏史观与史学理论支撑。在史料考据中，失去历史意义追寻和历史阐释的价值。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认为：“精神冲突作为两种精神传统的相遇，也是一种开启精神的未来向度的意义显现过程。倘若精神冲突被化解为实证考据式的对比，成了寻找模式、结构的异同，无异于当今的中国精神把自己排除于历史的未来向度之外，与历史文本的意义显现以及现时历史中的意义建构根本无涉。”〔9〕更进一步言之，书法史本属于艺术史，而不是文献考据史；因为艺术史与一般史自有着本质的不同。艺术史以审美立场融合美学史、观念史、文化史、趣味史，揭橥风格的视觉含义与母题，因而风格成为艺术史的主导动机。“风格是艺术史的基本概念，这是因为艺术史的基本问题只能根据这个概念才能被系统说明。”豪塞尔在《艺术史的哲学》中写道：“历史的诸结构，例如传统、习俗、技术水平、流行的艺术效应、盛行的趣味原则、主要的论题等等，确立了客观的、理性的、超个人的目标，对心理功能的非理性的自发性确立了界限，并与后者一起形成了我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10〕

由此而言，当代书法史研究将艺术史一味拉向书法史料考据，难以揭橥风格的含义和主导动机，以及美学与文化史、思想史融合的有机境遇，是典型的学科误置。这从而使书法史研究与艺术哲学和理论批评失去了内在联系，以实证主义歪曲了艺术史的人文学科性质。从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无论是艺术学、哲学、史学，还是美学，都经历了世纪性的观念转换。例如，哲学由理性哲学转向现象学与存在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消除了逻各斯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价值观，由理性本体走向生存论本体；历史学则由实证主义转向文化史学。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代社会性质讨论，早已因观念陈旧而被弃置。在美学领域，有关美学性质的讨论也被美的生成论取代，认为美不是绝对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美的本质。美是随着人文精神和审美境遇的嬗变而不断生成改变的。“美不只是一个艺术欣赏或艺术创作的问题，而是‘自然的人化’的这样一个根本哲学—历史学问题。”〔11〕因此，当代书法理论包括书法美学应追随当代人文学术发展，保持学科理论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围绕现代性这个主轴，建立起既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又超越于内在本土文化传统，而与西方现代性构成自洽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