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承脉，时代立言——汪为胜对“新传统”中国绘画理论的构架搭建

【摘要】：汪为胜教授提出的“新传统”理论，针对二十世纪中国画在文化认同危机、语言转型与全球化冲击下面临的困境，通过历史重构将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多元探索（如写实型、融合型、传统型）纳入传统序列，构建了一个动态开放的实践体系。其核心理念“立足国粹，表现时代”强调在继承晋唐宋写实传统与元明清写意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性转化与创新表达。该理论通过学术研讨、展览实践与教学传播，推动“新传统”从历史经验升华为当代创作范式，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画的民族主体性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成为连接传统文脉与时代创新的重要学术成果。

【关键词】：新传统；汪为胜；中国画理论；守正创新；二十世纪中国画

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全球文化交融与本土意识觉醒的双重语境下，中国画理论界不断深入探究如何在“守正创新”进程中构建具备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一种更着重从艺术史实践层面出发、致力于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创造性成果予以重新“命名”与“历史定位”的理论思潮渐趋明晰，并引发学界关注。

在这一理论发展脉络里，学者、美术理论家、画家汪为胜教授所提出的“新传统”理论，成为具有关键意义的学术见解，与于洋等学者偏向未来导向和体系化构建的“守正创新”理论形成对照，汪为胜的研究更倾向于“回溯性建构”与“实践性总结”。其核心关注点在于，通过重新梳理中国画内部发展的历史脉络，尤其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在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的多样化创作路径进行历史化归纳与价值认定，进而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确立一个既根植历史又契合时代、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参照体系。

汪为胜不仅提出理论构想，还通过组织系列学术研讨以及持续开展理论撰述，将“新传统”从一个术语通过展览策划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创作引导力的重要命题。他的理论贡献，呈现出一种有别于纯粹理论推演的范式，即从实际创作和历史经验中提炼“新传统”的另一种路径。

一、思想背景与问题意识：为何需要“新传统”？

汪为胜提出的“新传统”理论，是在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历史进程进行深入反思与系统总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该理论并非无本之木，而是源于他对这一时期中国画创作所遭遇的多重困境——如文化认同危机、语言形式转型以及审美价值重构等——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的深刻体悟上的批判性思索。汪为胜敏锐地察觉到，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画始终承受着继承悠久民族传统与吸纳西方外来艺术影响的双重压力，其间既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也面临着复杂的挑战。正是基于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洞察，他着力构建“新传统”这一理论架构，从观念和路径层面回应这一历史性课题。他的理论意识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且直面当下艺术创作中的现实困境与创新需求，同时也体现出深厚的历史纵深度，将中国画在当代的探索与发展置于更为宏大的文化传承与全球对话脉络中予以审视和思考。

（一）应对双重危机：传统的僵化与身份的迷失

汪为胜凭借敏锐且深刻的洞察力，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今多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画传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正面临来自内部系统和外部环境的双重严峻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体现在艺术表现形式和技术层面的演变，更触及中国文化精神内核与艺术身份认同的深层次危机，亟待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反思。

从内部体系分析，自元代始，历经明清时期的演进，文人画传统在艺术表现与审美境界达至鼎盛之后，逐渐显现出僵化与封闭之态势。其高度成熟与程式化在造就经典范式和笔墨典范的同时，也逐步丧失了自我更新与突破的内在动力。对传统程式的过度依赖、对笔墨语言的机械重复以及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模仿之风，致使艺术创作渐入停滞与保守的困境，鲜活的生命力感受和创造性的个性表达日益式微。因此，中国画内部迫切需要一场根本性、结构性的变革，以打破因循守旧的局面，重拾其表现力和时代感。

就外部环境而言，挑战更为深刻和本质。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艺术体系凭借技术优势和文化强势全面介入东方语境，不仅深刻改变了艺术创作的具体技法、材料运用和表现观念，更从哲学根基和认知方式上动摇了中国古老文化理解世界、表达世界的传统模式。西方写实主义的引入对中国画“重意轻形”的表现原则构成挑战，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则进一步在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上对中国画造成深层次冲击，使传统中注重神韵、意境和气韵生动的美学标准面临被边缘化甚至解构的危机。

泰戈尔像51x50cm徐悲鸿作

此外，随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剧烈转型，艺术的功能与使命被重新界定。传统中国画在表现内容、社会功能乃至受众群体方面都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被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调整自身定位。它既要响应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宏大召唤，参与社会叙事的构建，又需在艺术本体的语言和精神中探寻存续与创新的根基，这双重任务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内部活力衰退、外来文化冲击和社会急剧变革的三重压力交织下，中国画陷入了严重的身份焦虑和方向性困惑：是延续文人画所推崇的笔墨意趣、文化雅韵和心灵修养的传统路径？还是彻底转向西方写实绘画的科学性、立体感和现实再现？是融入现代主义的形式抽象、观念实验和个体表达？还是主动参与社会现实主义叙事，服务大众审美并承载意识形态诉求？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对不同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和时代需求的艰难权衡，也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画未来的命运和走向。

（二）确认二十世纪的探索成果：为“现代转型”正名

面对上述深刻且复杂的时代危机，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家群体开展了一系列功绩卓著、多元丰富且影响广泛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在社会急剧变革、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浪潮中，他们以笔墨回应时代命题，既勇于直面现实困境，又持续回溯与探寻传统精华，开创了诸多前所未有的艺术风格与表现途径。然而，汪为胜认为，尽管这些艺术实践成果丰硕、形式多样、观念极富创新性，且确实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生机与时代活力，但在理论构建与艺术史叙述层面，尚未获得充分、恰当且系统化的历史定位与价值判定。这些探索常被学界简单归为“反传统的激进尝试”“中西融合的形式试验”，或被某些评论视作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之策”或“过渡形态”，其背后蕴含的延续民族艺术命脉、并在创造性转化中真正开启未来可能性的“传统性”，至今未得到充分而深入的学术关注和理论确证。

正因如此，汪为胜提出了具有重构意义的核心概念——“新传统”，其重要意图之一便是为二十世纪中国画所经历的曲折而丰富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整体性的历史正名与理论重构。他指出，在这百年间，中国画家在应对外来文化冲击、应对自身文化危机的艰难进程中，形成的那些具有代表性、成熟且影响深远的创作范式、笔墨语言与美学观念，实际上已逐步构建起一个崭新的、动态的、具有内在连贯性的艺术传统。这个“新传统”并非对古典传统的简单否定或断裂，而是在新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对传统精神内核与笔墨方法体系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与有机拓展。他特别强调，“今日之创新，明日之传统”。这一极具洞察力的论断，不仅深刻反映了艺术史本身动态发展、不断再生的本质特征，也旨在将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大量实践成果经典化、传统化，从而为当代艺术创作者提供一个比明清文人画体系更贴合当下现实、更具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的继承谱系与创新起点。

（三）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本体追问：民族绘画的当代立足点

进入21世纪，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国文化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实现了相互交融。从表象来看，围绕文化立场与价值评判的争论似已渐趋平息，文化多元主义成为被广泛认可的主流观念，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然而，在这种看似开放、包容的表象背后，艺术领域所面临的某些根本性问题不仅未得到解决，反而在全球化语境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权力关系暗流涌动的影响下，变得愈发尖锐和突出。

荷塘月色65x64.5cm林凤眠作

汪为胜针对中国画在当代的处境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直指艺术本体的深刻问题：在艺术表达形式与视觉语言日益多样化甚至呈现碎片化特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画是否必然走向分散化、各自为阵、自行探索发展路径的局面？为了融入所谓“世界艺术”的主流叙事与评价体系，是否必须牺牲中国画作为一种独特视觉文化的清晰边界，陷入“西方视觉语汇加中国元素”的简单表层拼贴与符号挪用？更进一步而言，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悠久审美特质与深层文化精神的独特绘画形式，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绘画体系的本质特征、核心价值以及不可替代性，究竟应如何界定与维系？

在汪为胜看来，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绝不能依赖于对外部文化理论框架的生硬移植或机械套用，而应深深扎根于中国画自身的本体语境、内在逻辑以及历史发展脉络之中。他强调，中国画的当代演进与转型迫切需要建立在对自身艺术传统的清晰认知、深刻理解以及创造性转化之上。为此，他引用了一句寓意深刻且极具象征意义的论断：“任何民族艺术只有立足于丰厚的民族土壤，才会生长出绚烂夺目的花朵。”这句话不仅精准契合了他一贯坚持的核心观点，即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必然源自其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同时也为他着力倡导与构建的“新传统”理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撑。

烟江夕照103x69cm李可染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