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津看来,水墨不仅是一套材料、技法与审美体系,也是一种文化视角,更是一种本能,其根基建立在哲学与宗教之上。“你看现在我们这代人里,真正还拿着毛笔在纸上画画,而且能往下走得远的,没有一个是轻视传统的。恰恰相反,谁对传统掌握得越深,谁手上的能力越强,谁未来的可能性才越大。”关键在于,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和运用它。[1]

展览中《拟青藤笔意》等作品,揭示了艺术家与传统的关联。徐渭、梁楷等大写意画家,不仅有纵情表现的一面,更具备极强的“穿针引线”能力——他们不仅能大开大放,在需要控制之处也能做到极尽精准。“这就是我认为的功夫……一味执着地强调‘拙’,或者强调‘巧’,都是不对的。至少我认为中国人不是这种特质。走极端、走绝对,不是中国的东西。”[2]那么,在“功夫”之外,还有什么是中国的“特产”?

世俗中的神性瞬间
四十年后故地重游,李津在展览的纪录片里感叹南京险些把他“洗掉”——“如果被洗了,就没我了”。与南京的交集,让他既在南北文化与艺术趣味的外部拉扯中,又在自身内部挖掘出了他“北人南相”的一面,却也促使他离开南京,有意与新文人画拉开一点距离。如同他之后几年虽持续参与“85”现代美术运动的各种大展,却依然与好友方力钧感叹“不属于自己”,或者说,前卫艺术运动与新文人画都在某种意义上推动着他继续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

李津从高原与南方回到北方的胡同,回归到接地气的日常。“语言的建设就是造型的建设”[3]——在李津看来,选择表现什么才是区分艺术家的核心。他选择画自己的生活,并将其归纳为“家常化”的概念。画电脑、洗头、搓澡、睡觉、吃饭、练功,画酒酣耳热与声色犬马,以及突然降临的消费主义世界中一切更具强度的肉身享乐与俗世琐碎。但并不意欲反叛,而仅仅是喜爱和投入,通过沉溺在当代生活一线,轻盈地破解了传统题材与语言的边界。评论家朱朱认为,李津正是在放下文化的“端正感”和负担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并“保留了北方式的铺张与猛烈”[4]。在文化身份定位上,如苏童所言:“从‘传统’的肩头跳下,钻过‘传统’的胯下,从而绕过‘传统’庞大而沉重的身体。”换句话说,李津把水墨从“文化”“诗意”“唯美”“文雅”里解放出来,主题直指“自己”[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