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本镜片
1946年
29×26cm
主持人Ana:范老师,你作为一位画家、鉴定家和收藏家,能不能和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爱上关良先生的作品的?
范存刚:所有真正美的东西都能打动我,关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画有个特点,叫“小中见大”。关良先生的大尺幅作品不多,有些小品只有巴掌大,再大些也就是三裁(此处指将整张宣纸沿长度方向平均裁成三等份)、斗方,都比较小。可神奇的是,他的画无论挂在哪儿都不显小。那种格局、气息和面貌让你觉得不小——堂堂正正,镇得住场。就算把他的画放在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前,也一点不逊色。为什么?他的艺术自带光芒,那种气质就在那儿,自然而然地发光。
很多人第一次看关良先生的画会觉得像儿童画:比例不对称,头画得小,不按常理出牌。甚至有人说“这我也能画”。可另一部分人一眼就喜欢上了。像昨天来的那位鲍先生,一看就入迷。为什么?因为他有审美积累,看过好东西。
关良先生真正打动人的,是他把技巧完全藏了起来,不露痕迹。这非常高级。他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课余学提琴。有一次听一位大师拉琴,他说自己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完全被音乐裹挟,根本分不清节奏,也听不出技巧。其实他的画也始终贯穿着这种感觉——没有技巧的痕迹,却又处处是功力。
说到他的渊源,关良先生起初是学西画。他去日本留学原本念化学,他二哥的朋友觉得他有天赋,才转去学画。他后来素描能拿第一,非常用功,造型基础很扎实。但他骨子里喜欢的是莫奈、高更、梵高、马蒂斯——那种有笔触、有生命力的画是色彩强烈、能宣泄情绪的,而不是刻板的写实。
这背后其实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写意精神。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都有,只是有时没被唤醒。你看最近北京几个热门的展览,像由北京画院、八大山人纪念馆、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的“三家门下转轮来——齐白石与徐渭、八大山人、吴昌硕”展览,以及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贵在意·致敬经典——全国写意美术作品展”,都是写意画展,观众特别多。我们荣宝斋经营字画也是,写意作品永远比工笔好卖。这说明,一旦见到真正的好东西,我们基因里的那种对写意的亲近感一下子就被激活了。关良先生也一样,他从小接触的年画、戏曲都是写意的。舞台上一个踉跄、一招一式,都是写意。这种精神先影响了他,后来他又吸收了印象派、野兽派的养分,融到了自己的血脉里。
他回国后,交友圈子也很好。刘海粟请他到上海艺专,他听过吴昌硕讲课,后来还与黄宾虹做同事,住得也很近。这些大师的“第一口奶”营养是最好的,一下子就影响了他。你看他画里的那种“松”,跟黄宾虹特别像——形散神聚,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处处经意。
还有一点,我觉得关良先生的画可以和书法对标,尤其是汉代的《石门颂》。你看《石门颂》的结构开阔,线条既松又劲,用的是中锋,沉实如“锥画沙”。关良先生的画就有这种气质。

关良《独闯威虎山》
纸本镜片
1965年
46×35cm
林玉柱:没错,范老师讲得透彻。关良先生的画面其实是从汉代陶器、器物里来。他后期人物的开脸往外扩,整个形象充满张力,源头都在高古。他自己也写字,喜欢上古的东西,这些全化进了他的戏里和画里。
李咏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取法乎上”。你的审美追得越高古,情趣就越高,最后呈现的面貌也越高级。如果只看到清代,那可能就会陷在费晓楼、改琦的格局里,上不去了。范老师和玉柱刚才都说到了关键:关良先生的“高”,首先高在取法。
主持人Ana:李先生,你一开始是怎么喜欢上关良先生的?大概是什么时候?
李咏能:大约10多年前吧。说起来,和我的一个收藏体系有关——我长期关注弘一法师和丰子恺先生,他们都是学贯中西的通才。丰子恺先生和关良先生有个明显的共同点:创作以人物为主。再往前追溯,将近20年前,我开始在拍卖场上看画,那时就隐约觉得两位先生有相通之处,却又很不一样。
如果让我打个比方,用京剧的行当来说,丰子恺先生画的是“生”,关良先生画的是“旦、净、末、丑”。怎么讲呢?丰子恺先生的画,意境像“翠拂行人首”,常以诗词入画,描绘的是传统文人的形象。但他把这种形象高度抽离,赋予现代性,或者说民国风韵。他的人物是静的,有一种抽离烟火的宁静。
而关良先生的人物是动的,是全然入世的、活在戏里的那种动。他的画面充满动态和舞台感。
刚才范老师也谈到,关良先生怎样从京剧中吸收养分。京剧提炼了千百年的文化,尤其台词和节奏极其精练——多一句则赘,少一句则缺,鼓点更是严丝合缝。关良先生的画就有这个特点:多一笔则多,少一笔则少。他的画往往精简到不能再减,抽掉一笔,人物可能就不稳了。
尤其是那些小品,人物虽小,却是把减法做到了极致。我最初是因为自己的收藏体系,自然留意到他。越是关注,就越忍不住去看他更多的作品,就这么一步一步,爱得有点不能自拔了。

关良《沙家浜》
纸本立轴
1960年代
64×38cm
主持人Ana:那不妨讲讲你们两位第一次“打”起来的故事。是为哪件作品?大概是什么时候?后来又是怎么认识的?
李咏能:其实不止一次。我们俩在近现代尤其是民国这一段的艺术审美比较趋同,喜欢的人物有重合的几位,比如弘一、丰子恺、关良,还有马一浮、谢无量,还包括好几位民国书家……所以以往时常在几家拍卖行发生“火拼”。
主持人Ana:看来两位都对民国那段时期情有独钟?
李咏能:那个时代本身就很有魅力。那些人身上流淌着千百年的文脉,涌现出很多贯通古今的儒者。像弘一、马一浮,他们的气象不限于个人,更接续着一种传统。
林玉柱:后来李先生来我那儿,看到一张画还说:“这张当时是我跟你争的。”李咏能:是。我们俩可没少为这几位艺术家“做贡献”。
林玉柱:拍卖时,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在举牌,事后一聊,“原来那场我也参与了”“你上一口是我”或者“我上一口是你”,慢慢就从对手变成朋友了。
刚才李先生提到我们关注的这些艺术家——弘一、马一浮、谢无量、丰子恺……其实他们和关良先生都属于20世纪同一个文化圈层,关良先生在这个圈子里站得非常稳。就像范老师所说,哪怕把他的画与齐白石、黄宾虹并置,他也毫不逊色,反而格外闪亮,因为他有极其鲜明的个人符号。这对艺术家来说最难能可贵。
他的艺术面貌是前所未有的。他学梁楷、追八大,取法上古器物与书法。特别是书法,关良在日本留学时,老师中村不折就告诉他:中国绘画必须有书法的笔意。所以他的作品,无论是水墨还是油画,笔触都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涂”的。这一点,也是鉴别关良作品真伪的关键。

关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