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本镜片
1976年
18.5x138.5cm
范存刚:是。
林玉柱:我还记得你后来还照着临摹了一张。
范存刚:那张画我当时也举牌了。
林玉柱:我也举了。
范存刚:最后拍到20多万,我没拿到。我是“上一口”。
林玉柱:那张画挂在展厅里,是真的能打动人。太好了,这才是关良。我相信所有喜欢他的人,爱的都不是价格,也不是他的名头,就是作品本身那种直抵人心的力量。一说起来,我又有点激动了。
范存刚:真是超级粉丝。

关良《三打白骨精》
纸本镜片
1970年代
22×28cm
主持人Ana:李先生,你平时是如何欣赏自己收藏的关良先生的作品的?
李咏能:其实我大概10年前,收藏重心就逐渐转向古代书画,近现代收藏得少了——毕竟之前也收不少了。但关良是个例外,如果偶然遇到一张特别打动我的,我还是会收藏。
刚才范老师谈到书法,玉柱提到取法高古,我也联想到一个人:明末清初的傅山,也就是傅青主。他的核心艺术主张有四句话——“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简直就像为关良先生的艺术写下的注脚。中国画人物一门,在近代能真正抵达这个境界的,在我心里,关良先生是独一份。后来有人接近,也多是从他这里学习去的。
回到怎么欣赏的问题。我乐于把他的画和许多传统作品并置。比如八大、石涛的画,旁边挂一幅关良先生的作品,一点不违和。我最初被他吸引,恰恰是因为色彩。早年我喜欢西画,对中国画认识不深,家里能接触的又多是清代一路,总觉得气息沉滞。而关良先生这一代人的出现,像是一次必要的“输血”。他们大多留洋,像他在日本受教于中村不折、藤岛武二,间接吸收了印象派、野兽派的养分,视野非常开阔。别忘了,他还拉小提琴——在那个年代,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现代的、国际的审美眼光。
有意思的是,我们常说“少要张狂老要稳”,关良、齐白石他们却是“老来张狂”。这不是性格上的,而是艺术上的——一种彻底解放的、充满生命张力的表达。你看关良先生晚年的画,色彩浓烈老辣,像山一样迎面压来,却依然洋溢着赤子之心。这正是孟子说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他的色彩好,不是因为鲜艳,而是因为高级。他学马蒂斯、毕加索,但化成了自己的语言;人物造型取法梁楷、八大山人,却又不见痕迹。这种“简”是真难——做加法容易,但减到一笔都不能少,才是功力。
我有时会在空间里用他的画来“调色”。传统水墨雅致,但一屋子传统水墨,难免过于沉静,和年轻人、孩子也有距离。关良先生的画色彩鲜明、情感外放,却又不失高古的底气,放在古今中西之间,反而能形成一种生动而平衡的对话。
林玉柱:李先生说得很对。关良先生这一代经由日本学习西方,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提纯”后的吸收,反而更高效地触及了现代艺术的精髓。
李咏能:的确。不同画家选择不同路径,也与各自的审美取向相关。有人偏向写实,有人直接走向写意与表现。关良先生属于后者——“一超直入如来地”,就因他的取法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处。

关良《棒打薄情郎》
纸本立轴
1979年
67x45cm
主持人Ana:你这样欣赏作品的方式真令人羡慕。把古今中西的作品放在一起对话,既需要沉淀,也需要眼光。
李咏能:我原来的艺术空间里,既陈列古代书画,也摆放不少当代作品,包括西方的当代艺术。我常常用色彩作为线索,让它们彼此呼应、相互调和。比如我也收藏了一些西方极简风格的作品,像林寿宇,简到极致,但那种简与中国的写意意象还是有一点距离。所以我会再配上一幅关良,或者别的色彩明丽、底气又足的中国画,整体就显得既有张力又很和谐。
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齐白石越到晚年用色越“张狂”。关良先生也是,老了反而像孩子一样,色彩明亮大胆,毫无拘束,那是一种真正进入自由境界的状态。传统中国画很少敢用那么浓的洋红、那么亮的藤黄——颜色太“跳”,不容易驾驭,也容易违背中式审美的中庸之道。你看过去文人画即使用色,也多是浅绛、赭石这类中和雅致的色调,几乎不出现跳跃的颜色。正因为“跳”的颜色难用得好,一旦用好了,尤其见功力。

关良《悟空献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