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王晓辉，荣宝斋画院2026年当代水墨人物工作室招生开启

此外，现代水墨人物画经此不断发展、转变，已不单指向某种固定化的概念或样式，而是形成了多元、宽泛的艺术面貌，我们可将此类创作现象统称为“具象水墨人物”。“具象水墨人物”在形态界定、划分上，一方面区别于传统写意人物的程式化表达，其绘画造型具有明确的现实对象所指；另一方面，它又是对以往“徐蒋体系”认知下惯性写实模式的发展，包含了表现性、抽象性的艺术语言与丰富的当代视觉经验。因此“具象水墨人物”也可理解为：在架上绘画实践范畴中，与人物主题相关的，具有多样化、综合性、实验性特征的水墨艺术形式。

如将“徐蒋体系”作为观察现代水墨人物画演进的持续线索，我们便可以把握到水墨人物画在处理传统语言、精神与现实对象之间关系的独特方法论，以及其由自身的艺术传统，转向现代形态，进而进入到当代语境中探求中这一鲜明的发展路径。其中，作为教学系统的“徐蒋体系”与写生、临摹、创作“三位一体”教学方法的建构，对于水墨人物画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使这一画种成为传统、现实等诸多面向、矛盾相互交织的一个复杂集合体。这种复杂性既源于体系的生成背景，同时也由于语境始终处于发展与变动之中，这都使得水墨人物画所面对的问题呈现出更新、增容、碎片化的倾向。当前学院教育、创作实践的起点和所面对的品评标准、学术关注点，都已发生很大变化，这都对水墨人物画提出了新的转换要求，明晰其实践语境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思考其发展的方向。

基于此，作为后学的我们，需要时常回顾人物画的历史，只有在对体系的备忘、再确认之中不断进行水墨自省，才有可能切中今日相关争论纠缠的要害。

王晓辉  《正月跑驴》 184X186cm 1989年

入展“第七届全国美展”

二、体系的再确认与当代转向

当下的水墨人物画是在对体系的继承与发展中进行的，从整体的教学培养到个体的创作探索、由学院标准到个性化的体验与表达，都脱离不开“徐蒋体系”。换句话说，“徐蒋体系”中的诸多问题仍对今天水墨人物画的走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水墨发展是具有明显突破性的，近20年来的艺术实践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系也在演进中形成了多重转向。

人物画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70年代末关于“形式”大讨论下的多元发展，产生了如“都市水墨”“新文人画”“实验水墨”“当代水墨”等创作现象的转变与称谓的更迭。这期间提出的有关中国画的溯源与发展的问题争论，也持续支撑着今天人物画的思考和前行。

这种变化反映出在新时期前后两个阶段中，人们对于“徐蒋体系”由现代进入当代语境中的认知转变——在形成更多不同视角的同时，也相对地产生了距离感。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境，有必要来把这一体系在中国画中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的意义等方面做再次说明

王晓辉 《盛装》246X124cm 2011年

1、“徐蒋体系”的再确认

关于“徐蒋体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徐蒋体系”下的现代人物画在整个中国画系统中，是一门绝对年轻的艺术形式。其以传统工具为媒介，以刻画生活形象为载体进行着艺术表达，从而形成了“具象水墨人物画”这一实践语境。相较于古典人物画，二者虽同属于一个文化脉络，但新旧体系的更迭与表现内容的转变都凸显了从观念到技术的矛盾和冲突。

第二，百年来有关人物画造型表达的融合困扰与笔墨传达的现实纠结至今仍未解决。历史的发展始终改变着文化语境，不断推动学科的发展和个人探索的诉求与需要，由此生成的新语境、新观念、新视觉、新造型对笔墨传达与传统转换，持续、间隔往复地提出更新、反思。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未来生活的变化，社会对于水墨、体系、人物画会有更多新的期望，矛盾与冲突将取代稳定性成为人物画发展的常态。

第三，发生在中国画艺术现场中的所有问题都源于现代造型这一事实。现代造型是近现代所谓中西融合、传统转换等诸多争论话题的核心与原点。由新造型所引发的矛盾、问题造成一代人与一代人的意识性不适，形成了笔墨探索鲜明的时代段落感。这不仅持续推动着人物画的发展，也影响到中国画的其他学科。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物画的问题带动了中国画的问题。

第四，水墨艺术的社会品评环境与过去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的实践也要由单一走向多元。在大的文化背景中，人物画家既要能够从事主题性的创作，也需要对学术本体的研究和个性的发掘，不应忽略不同的价值体系，而应广泛涉猎，多向交叉地展开探索。

可以说，“徐蒋体系”正是介于传统与当代之间的一条现代性缝隙，是研习水墨人物画所必须经过的无法脱离与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体系的争论与质疑，应该将其带入特定的文化语境、历史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将问题的产生视为实践当中的阶段性过程，这样则可避免论点的错位与空谈。

王晓辉《丽日佳人》240x610cm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