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王晓辉，荣宝斋画院2026年当代水墨人物工作室招生开启

2、体系演进中的水墨转向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画转型与发展并非单纯的艺术本体命题，而是受西方冲击影响下，在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多方社会压力中展开的。这一方面体现在中国画迫切寻求融入现代文明的途径与方法，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思及再认识。

“徐蒋体系”作为这一大的生态语境下的产物，其对于中国画的改良意义主要体现于“实用性”，即它使人物画由“出世”状态走向“入世”刻画，解决了毛笔对于表现现实生活的应对能力。这种融合下的改良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它是有意将西方的写实性内容放置于传统技术之上的一种表现，体现在人物画中便会出现面部的写实刻画与身着长袍马褂的线条勾勒的并置现象。而这种毛笔的实用性转换，受限于当时的知识层面，只能解决特定的困惑和问题，面对今天不断变更的生活形象，便难以覆盖所有的表达内容，无法完整地实现毛笔等媒材的表现功能，往往显得顾此失彼。这些遗留的问题和遗憾在近40年来的水墨人物画创作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与发展，这一过程也可概括为由“徐蒋体系”转向“后徐蒋体系”的演进态势。

王晓辉《手稿2012——2018》20X14cm

所谓“后徐蒋体系”是由具体的艺术实践总结而来，它是在徐蒋基础之上的再发展与深入探索。如果说，“徐蒋体系”式的水墨人物画已初具成熟的现代形态，成为中西画语调和互嵌的范例；那么，“后徐蒋体系”下的艺术表达则逐渐走出了融合式的被动语境，并自觉地进入当代性探索的思考维度。这主要呈现为以下几方面的转变：

其一，人物画的发展由改良转为自觉的实验探索。从写实融合到具象表现，从客观再现到主观表达，从笔墨的变革改良再到笔墨的自由转换，水墨人物不再停留于局部性的改造，而是突破了其原有体系的边界,呈现为一个“全攻全守”式的宽泛实践历程。这之中无论是向外吸收、借鉴优秀的西方艺术因素，亦或是向内从本体传统文化中发掘创造性基因，其大前提都是为了转换个体的艺术思想和精神情感。水墨人物画由此摆脱了以西方艺术为参照的转型线索，并自觉地进入当代性的艺术探求中。

王晓辉《微水墨》22X15X20cm 2024年

第二，水墨人物画家在其创作中渗进了更加丰富的个人的情感体验、生存经验，角色担当，以及更加直白的形式表达。这正是在“后徐蒋体系”里出现的艺术特征：水墨人物画不仅仅是画具象、进行写实刻画或是简单地描摹一个肖像，更需要让水墨真正融入到个人具体的情感体验中，用当下的意识和技术语言来更加深入地表达个体独特的生存体验。相较于艺术的社会功能与需求，自我生活状态和深层精神的鲜活呈现更应成为艺术的关键和本质所在。新一代人的作品应反映出其生活的状态，其情感的变化以及思考的痕迹，而不是去复制、效仿前人的风格或已有的经验范式。

其三，随着中国画学科与水墨人物专业在全国的普及，水墨人物教学的权威性、标准化也逐渐消解，走向宽泛的多元特色。有关水墨人物画的话题不单有“都市水墨”“表现水墨”“新水墨”“新现实主义”等创作类型，也有在专业设置上的称谓变化，如“写意人物”“写实人物”“具象人物”“意笔人物”等。这些现象说明水墨人物画正处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语境转变之中，这都给教学实践带来了更大的空间。时代发展的审美落差、个人生活处境的变迁、造型观念的演进共同决定了教育实践路径的变化。今天的教育方式不再以一种单一的技术训练或是达到统一的标准为目标，而需通过多重的笔性表达、个性化的问题引导，使学生对水墨探索产生更大的兴趣与期待。

王晓辉《无量福寿图》 685X191cm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