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东升｜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的色彩演变与时代表达

在反映建设主题的作品中，红色依旧是主色调，它象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同时搭配工业机器特有的银灰、农田的翠绿、建设工地的明黄，形成丰富而热烈的色彩层次，展现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建设祖国的火热场景。宣传画、油画、年画等各类美术作品，均以高亮度、高纯度的色彩为主，人物形象色彩鲜亮，场景画面色彩明快，传递出乐观向上、拼搏进取的时代精神，体现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无限热情与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这种色彩特征在中国画创作中也体现得十分鲜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集体创作的《当代英雄》（1960）就是这类中国画创作的典型代表。作品以高明度色彩构建出庄重恢宏的画面空间，将领袖形象与各行各业建设英雄群像的昂扬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中心人物服饰以浅灰蓝色为主，与身后建设英雄们的深色服饰形成对比，工农、科研、基层模范等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群像，以层次丰富的色调做差异化区分。庞大人群虽排布密集，却层次分明，前后空间依靠色块的虚实强化纵深感，背景的明朗蓝天与人群脚下的红色地毯更烘托出画面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傅抱石的《芙蓉国里尽朝晖》（1964）以鲜明的色彩语言描绘湘江大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画面上空，大面积的朱砂与曙红色自上而下、由浓转淡，漫天朝晖顺着天际垂落，晕染铺满整片江面，天光与水色交融成连绵的暖红色，既紧扣诗句中“尽朝晖”的意象，更以红色作为精神符号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向上的理想色彩与昂扬朝气。顾生岳的《春临东海》（1964）融合了年画明快鲜亮的设色风格，整体色调明快热烈，以红、黄色凸显红旗与节庆氛围，以青蓝色表现海水，强烈的冷暖对比烘托出渔港新春的热烈气氛。类似的还有北京画院集体创作的《首都之春》（1958—1959）、李斛的《修建中的重庆长江大桥》（1959）、钱松嵒的《常熟田》（1963）、陆俨少的《陇上稻熟图》（1964）等。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下，党史题材中国画创作的色彩表达趋于高度凝练和象征化，大红、亮黄等色彩被强化为视觉主体，形成了该阶段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范式。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色彩的单一化，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全社会高涨的建设激情。总体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史题材中国画作品色彩完成了从冷暗压抑到鲜明光亮的彻底转变，色彩成为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的艺术语言，承载着国家独立、民族自强的时代精神，构建起庄重、热烈、昂扬的红色美术色彩体系。

三、表现改革开放和新时期建设：色调多元内敛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中国进入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全新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艺术家的思维越来越活跃、开放包容和理性，艺术创作也走向多元化、个性化、理性化发展阶段。党史题材的中国画创作不再局限于“红、光、亮”的单一色彩风格，转而回归艺术本体，注重历史的理性反思与精神的内涵表达，色彩语言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浓烈走向内敛、从张扬走向深沉，形成了丰富细腻、层次饱满、兼具历史厚重感与人文关怀的色彩调性，沉稳而明亮的蓝色、绿色、红色、白色成为常用的色彩。例如陈平的《开发者的歌》（1984）、李世南的《开采光明的人》（1984）、刘文西的《春天》（1999）等。

《开发者的歌》表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特区开荒建设、土地开发的场景，作品以水墨为主，设色克制凝练，色调厚重质朴。画家以大面积赭石、土黄渲染绘出岩土坡面，以石青、花青晕染远山，以少量朱红、橘红点染施工标记、远景建筑，象征特区新生、对外开放的活力与希望。《春天》作品取材于表现改革开放的歌曲《春天的故事》，以邓小平同志为描绘对象，他缓步前行的身姿，神态从容坚毅，步履沉稳，造型精准简练，面部刻画内敛传神，具有生活化、人文化的气质。前景处，画家以鲜活笔墨绘就翠竹新笋，寓意改革开放破土新生、蓬勃生长；中景运用山水画皴擦技法铺展青绿山峦，远景勾勒林立的现代化高楼，点出改革开放背景下城市建设的蓬勃生机。在色彩上，画家将青绿的设色与写意的皴染相融合，用色明快厚重，层次丰富，与理性的写实造型手法相得益彰。《开采光明的人》以浓墨构成画面的骨架，润泽氤氲，主要人物以大写意的笔墨语言画成，厚重粗犷。左侧人物以花青渲染而成，与主体人物拉开空间距离，右侧人物以沉稳的红色绘就，与浓墨形成反差。红色寓意光明、热血、希望与奉献精神，并点出主题“开采光明”，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