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民俗学的中国立场与文化使命——纪念钟敬文先生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上，钟敬文提出，民俗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层次，即哲学层次的方法、与许多学科共同的方法、本学科的特殊方法。具体在民间文艺学等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总结中，他强调原理研究、历史的探索和编述、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到，原理研究是“关于民间文学各方面现象的理论研究，它不仅包括对这种对象广泛的、概括的研究，同样也包括对各种现象的局部的、断片的专题研究，还包括现实的理论问题如‘改旧编新’、新故事发展、五八年民歌评价等”；历史的探索和编述则包含“1.作品史（各种体裁的或综合的）；2.科学史（理论史，如神话学史、歌谣学史、民间文艺学史等）”。总之，重视发掘民俗事象的源头，从民众文化出发探讨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考证民俗事象的来源与形成时间，更从民众生活的观念演变等角度研究其生成与变化。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民俗在近代到当前的社会历程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大致说来，民俗曾经从普遍的日常生活方式蜕变为完全边缘的‘文化遗留物’，在过去30年再起死回生成为公共文化。”可以看到，在变迁发展中，钟敬文等前辈开创的民俗学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尊重文化现实，观照本土文化命题，以及使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由此构成的学科体系深刻关联、融会生成的典范，意义不只在于推进某一具体学科的建构与发展，更在于践行当代学人的学术使命，从当前的文化现实出发，有所实践。

三、当前的文化现实与学术启示

钟敬文等学术前辈在中国民俗学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在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激烈的对撞冲击中能够坚守中国的文化立场，阐发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并在学科层面加以建构和发展，当下，我们要面对和致力解决的仍是百余年现代化进程中包藏演进的文化问题，而且它不像东学西学孰优孰异、传统现代断层与融入那样纯粹，而是裹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与经济发展、生活变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态交织在一起，更需学术研究有中国立场和本土视野，需要深层次的文化的切入点并致力从文化视角寻求解决之道。正如当前文化现实的一个突出节点，在于城镇化与人的现代化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物质现代化方面实现了长足的进展，甚至过于追求物质的现代化，而精神、心性以及文化的现代化不同程度缺位，由此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传统价值观念、生活状态、文艺审美以及民俗传统遭遇商品文化、消费文化猛烈冲击，不仅物质形态的文化遗留物如村落城镇古建筑等遭到破坏和消解，精神形态的习俗、认同等也受到冲击和改写，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在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的同时，也伴随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流失、空巢留守等心灵精神依托等一系列问题，城市物质丰赡的同时存在精神的冷漠和高尚道德的缺失。所以，我们认为，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建构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及其将发挥的价值和作用。城镇化不是简单地合乡并镇，而是生产方式、生活状态的优化与调整，是数以亿计人次的生产、生活、文化空间的新一轮建构和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转型、提升和发展过程。与之对应的，是一系列深层次文化问题的破解和实践。

在北京与钟敬文先生合影1987年

正如钟敬文曾将民俗学定位为“当代学”（现在学），作为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当代学，“民俗学界开始采用‘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概念来帮助界定研究对象。这些概念把民俗事象作为生活整体的有机组成来看待，约定的研究旨趣是通过民俗事象来理解生活整体，这就与以前把民俗事象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只为与古代社会建立联系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范式。”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须这样的眼界视野，当传统村落不断消亡、民间文艺生态面临危机、传统民俗的凝聚力及精神内核遭遇改写和置换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并明确自身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理路，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化。

因此，钟敬文矢志不渝的学术实践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首先是有学术研究的本土立场和思考深度。所谓“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蹈空，就会丧失创新深度”，应有深层次的问题意识，不只是关注社会日常的、表面的、热点的、常态的层面，更要关注潜藏在深处的文化问题，关注其驱动作用以及现在没有来临将来会出现的诸多影响。

同时，在钟敬文学术思想的感照下，我们应实现学科层面的研究和引领。学科建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定相关知识谱系，并将研究事象提升到原理层面，建构起相应的方法论体系，对于学术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正如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数千年传承不断的手艺文脉也应提升到学科层面加以研究，建立中国手艺学，从本土造物文化出发，开展中国手艺文化体系研究。不仅因为历史上“器以载道”、“器以藏礼”，手艺以物质文化的形式融合了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等诸多内容，包含了认知、技能、审美等诸多要素，作为具有整体性、稳定性的传统不断演进传承，成为本土性的文化体系、话语体系、知识体系，而且就中国文化而言，既有丰厚的传统积淀，也在急剧转型中不同程度地面临断层、失语的危机，加强历史化地整理和关于实践、关于理论的学术研究，亟具紧迫性。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正是要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在学科背景和特有的知识结构中加以回答，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有所担当。

在中国美术史编撰座谈会上与钟敬文先生交谈1990年

钟敬文学术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文化的关注不仅涉及有形的物质和空间载体，更要深入到精神状态层面，寻找关键的文化策略。事实上，当前一个突出的现实在于，“人类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文化的传承和内在创新能力的发展都在这样的语境里展开，关注文化精神的内核才有望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

时光悠悠，历史的长河汹涌不息，社会从未停止变迁的脚步，一代学人卓著的贡献，不只在于专业领域里严谨质实的建树，更在于学术范式和精神带来的启示。有幸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朝闻先生主编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经常邀请钟敬文先生参加编撰研讨，我也曾在两位先生之间传递信函交流学术观点，并有机会到北师大的小红楼聆听钟敬文先生有关民间美术方面的教诲。钟敬文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编纂研讨会上强调民间美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用，并给拙著《中国民俗剪纸图集》题写书名，勉励我们年轻人要关注国家民间文艺事业，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良多。多年来，我的案头一直有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艺谈薮》，激励我在民间文艺领域积极探索，对我在民艺领域的学习、思考和研究有很多启示。钟敬文先生不仅在中国民俗学有开创之功，其影响更超越了学科的阈限，在民间文艺学、民间美术等领域有深刻的创见，他强调民间美术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本身就是民俗，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树立了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科体系，从学术高度剖析求解文化命题的典范，带来的启示是深远的，引领我们尽己之力担承文化与学术的使命。在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之际，是以记之。（文/潘鲁生 原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06期，《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3日全文刊发，收入《民间文化的忠诚守望者——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钟敬文先生为潘鲁生编著《中国民俗剪纸图集》题写书名1988年

（来源：潘鲁生民艺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