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中国上古器具的哲学发生

摘要

在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研究中，传统工艺性器具的价值一般被分为两种：一是实用，二是审美。但就中国上古器具作为礼器的特性来看，它更重要的价值却在于象征。换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人类制器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实用和好看，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引申出更深广的哲学意义。像《周易》的“制器尚象”和孔子的“器以藏礼”之论，均是将器具作为天地人神之思的载体来看待。同时，由于器具价值所展现的哲学性，与此直接相关的器具制作活动也不是一般的技术或艺术劳动，而是包含着对道器和道技关系的深刻省察。这样，对于中国先秦器具及相关制作技艺的哲学研究，就成为对一般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深化和拓展。

关键词

夏商西周；《周易》；礼器美学；器具哲学

一般而言，人工器具的价值可分为两种：一是实用，二是审美。就像一件陶器，它在实用层面可以作为容器，满足人装盛物品的需要；在审美层面可以作为观赏器，以其形式感给人带来审美愉悦。但在实用和审美之外，器具还往往以其造型图案表达对某种精神观念的隐喻或暗示。这就像一件远古时期的陶罐，它被放在现代人的厨房（实用）或客厅的博物架上（观赏），和放在古代祭坛上，展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后一层面，它会表现出超越实体之物之上的企图，使器具成为某种精神观念的象征。比较言之，器具的实用性往往与其容积（内容）有关，审美特性与其外观形式有关，象征性则是以器具的内容、形式为基础实现的进一步外向价值延展，它使器具由质料性存在、形式性存在进一步跃升为符号性存在，由人工物跃升为意义物。正是在此意义上，器具超越了实用和审美价值，最终走向了政治、哲学、神学或形而上学。

目前，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界对于先秦器具的研究，大多将器具的价值限定在了审美的层面。人们习惯于关注一件器物在造型、线条、纹饰、图案等方面所展示的审美价值，而对其包蕴的象征意味视而不见。但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早期，人类制器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实用和好看，而是要以此为基础引申出更深广的哲学意义，即将器具作为天地人神之思的物态形式来看待。同时，由于器具价值所展示的哲学性，与此直接相关的器具制作活动也不能仅仅被视为一般的技术或工艺劳动，而是包含着对道技关系的深刻省察。这样，对于先秦器具及相关制作技艺的哲学研究，就成为对一般美学和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深化和拓展。

一、世界的人工图像

中国社会早期器具象征价值的呈现，与人对自然的认识密切相关。从史源看，它起于上古中国人对自然世界的“观物取象”，是其试图以极简方式把握世界的必然结果。《易传·系辞下》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伏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1]这段话虽然没有涉及人工器具，但对理解中国器具的哲学发生却是奠基的。下面试作分析：

按照一般的认识规律，人认识世界的过程，首先是世界被人的感官建构、从而获得感性经验的过程。但惟有这种经验具有秩序性、并尽量简洁化，它才易于被人类掌握。在《易传》中，包牺（伏羲）氏作为中国自然认识史发端的人格象征，他仰观天象，俯察大地山川，就是要实现对自然世界感性形象的认知。但是，这个扑面而来的自然世界，为人呈现的形象无限杂多，这就需要通过归纳、类分等方式为人的自然经验理出秩序。据上引史料，包牺（伏羲）氏通过对自然世界的仰观俯察，制作了八种卦象。这个“八卦”在中国历史中被赋予了无限的神圣或神秘意义，但质而言之，它不过是先民以类抽象的方式归纳整理出的八种图式，从而使人对世界的认识趋于秩序化、类型化、简洁化。正如黑格尔所讲：“八卦一般地是涉及外在的自然，从对八卦的解释里表现出一种对自然事物加以分类的努力。”[2]而这种努力的目的则无非是化繁为简，使对象世界易于为人类掌握。如郑玄释“周易”之“周”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3]这里的“周”，就是指自然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以及八卦涵盖范围无所不包的特性。郑玄又释“易”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4]在这三重释义中，“易”的“易简”之义居于首位。所谓“易简”，按《易传·系辞上》：“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5]据此可以看出，包牺（伏羲）氏在中国人自然认知史源头制作八卦的意义，一是指这八种图式全面涵盖了天地间的万千物象（“周”），并因此使卦象具有真理性；二是指这种形式抽象，使纷繁的世界变得简单，并因此易于作为人事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