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中国上古器具的哲学发生

当无限杂多的自然物象被浓缩为八种卦象，这八种图式及其变体（如六十四卦）也就反过来成为世界存在性状的视觉相等物。自此，世界的显现就有了两种模式：一是自然世界的自在呈现，它存在于人的眼目色相之间；二是人工图像的显现，即以抽象的卦象形成对世界的图式化表达。《易传·系辞下》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6]正是在讲人工图像反向映显自然世界的特性。但是，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与世界的无限之间存在着永难克服的不对称。这意味着再完备的人工图像也只能映显对象世界的局部性状，而不可能真正与其重叠。或者说，人工图像（卦象）对世界的呈现永远只能是以有限的形象形成对无限世界的暗示，而不可能再现世界本身。在人的经验边界之外，存在着人力无法触及的超验区域。这一区域的不可知性，意味着人工图像（卦象）的表达既立于直观又指向暗示，既可局部再现又必然走向象征。这一“超以象外”的指向，为易学走向哲学乃至神学开了滥觞。

伏羲八卦图

二、《周易》的器具哲学

在中国先秦文献中，对于器具哲学特性的认知，《周易》具有奠基性。之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有如下原因：首先，《周易》的图像（卦象）哲学，显现出广义上的器具性。比如，它用“——”代表阳，以“——”代表阴，然后用阴线和阳线的不同组合排列成八种卦象。其中，乾卦代表天，坤卦代表地，巽卦代表风，震卦代表雷，坎卦代表水，离卦代表火，艮卦代表山，兑卦代表泽。这些卦象，既具有对宇宙整体的包容性（天、地），又显现出宇宙内部的构成性（风、雷、水、火、山、泽），可以说是一种建筑学意义上的宇宙模型。在此，宇宙虽然不是器具，但卦象的组合和互动却使宇宙显现出器具化构型的特征。其次，关于图像与器具的关系，《易传·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7]这中间提到的“制器尚象”说明，中国远古时期对器具价值的界定，与《周易》的卦象一样，都是以对对象世界的图像表现作为目的。《周易》对世界的图像建构和哲学阐明，对人工器具具有同样的适用性。也就是说，它们都充当了对象世界的视觉相等物，都是以人工图像作为对象世界的象征。第三，《易传·系辞上》讲：“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8]按照这种界定，图像和器具具有一体性，都是使对象事物显象或显形的方式。同时，无论“观物取象”还是“制器尚象”，其最终目的都是“立象尽意”，即以形象作为世界无限性的象征，作为世界隐秘意义的揭示者。在此，哲学乃至神学，构成了两者的共同目标。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当代社会，虽然也有一些哲学家大谈器具哲学，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凡高《农鞋》的卓越阐释，但实用和审美仍然构成了现代人对器具价值的主流认知。尤其是现代科学对一切神性之物的“去魅”功能，更使对器具实用和审美价值的认知得到无限强化。这是现代艺术史研究往往更重视古代器具的审美特征（如造型、线条等），而忽视其哲学象征价值的根本原因。但是，以这种方式介入《周易》器具观念研究，显然是无效的。如上所言，这部文献无论在图绘层面谈“观物取象”，还是在器具方面谈“制器尚象”，其目的均是哲学性的（“立象尽意”），对涉及日常人伦物用层面的问题则采取了全面搁置的态度。这种状况意味着，在古今之间，存在着对器具价值认知的重大差异。现代科学主义的器具观，已基本将器具的哲学和神性价值荡涤净尽。除了一些存在于公共空间的纪念性建筑仍然保持着象征意味外，人的日常生活基本被裸化的物包围。对于这种纯粹消费性的物，最有效的分析手段只能是人体工学和美学。但是《周易》的“制器尚象”和“立象尽意”之论却证明，在远古时代存在着相反的状况，即：它不是实用、审美祛除了象征，而是象征压倒了实用和审美，或者至少通过象征实现了对实用、审美等世俗价值的超越性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