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光｜思想史境遇下的清末民初绘画的“金石入画”研究

摘要：清初，傅山倡导“四宁四勿”开启了清代碑学的启蒙。反叛思想萌芽的出现，致使许多书法家具有碑学、汉碑意识，而金石考据学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推动碑学走向深化，最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又与碑学融合在一起，并带有强烈的强国之梦的意识推动碑学的发展。可以说，清代碑学的出现不是必然的，它是由思想史的演变构成的，是一种断裂式的书法变迁。与此同时，碑学的出现又激发了这一时期绘画风格的重大创新与变革。碑派书法所倡导的质朴、古拙的艺术精神与雄强、浑穆的审美理念，矫正了帖学影响下绘画中纤弱、柔媚的画风，使绘画的面貌焕然一新。赵之谦、吴昌硕等为代表的金石画派，以融合了碑学书法的雄厚拙朴笔意入画，为绘画注入了“金石之气”。 在清末民初西方绘画激烈地冲击中国传统绘画领域时，他们以“金石入画”的变革，加上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单一的审美模式，将传统中国画推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启了近代中国画全新的局面。

关键词：思想史；金石入画；碑学；清末民初；金石气

一、碑学中救亡图存思想的演绎

从乾嘉到清末民初的近二百年时间，碑学一直占据书史主流，帖学则被边缘化。从书史的层面而言，这几乎构成一个巨大的反讽，由官僚文人集团领导发起的一个旨在颠覆文人帖学书法价值系统的民间化运动与思潮，对文人书法而言，更是意味着一种前所未见的自我揶揄与批判。由此，书法史演变为思想史、观念史，而其内在的核心竟是围绕笔法展开的。也正是从清代碑学开始，由帖学道统建构起的完整意义的书法史被撕裂。

清代碑学的出现，也不是必然的，它是一种断裂式的书法变迁，应该说碑学的出现是社会演变的副产品，它是由思想史的演变而构成的。从乾隆时期开始至民国，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思潮的变迁史，是一个社会思潮最后影响了书法，而不是书法回应整个社会思潮。如果晚明不灭亡，晚明书法不可能出现悲剧。事实上，晚明时期，帖学的拓展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这个高度甚至说是对二王的一个开拓，在表现性上的发挥，对技法的推动，是继宋代的又一个高潮。如果说晚明不灭亡的话，那就是帖学将持续发展，甚至直接晋唐，帖学将迎来历史上更伟大的繁荣气象，就不会有清初赵董帖学的出现，最后导致帖学的末路，它将走向的是晚明心学这一主题哲学思潮。可是,随着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书法领域个体感性与自由审美精神被扼杀在这种思想史境遇中,晚明狂草潮流遂归于沉寂。王铎、傅山虽由明入清,但草书在审美上已为统治者所忌惮,而打入另册。清代统治者不可能用那种个性张扬、意志自由、思想开放的一种思想观念去推动社会发展，实际上晚明社会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

清人入关后，清政府对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法律与文化政策，以巩固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的政权，并大力推行理学思想以实行思想钳制，维持纲纪，程朱理学又取代阳明心学,占据思想史统治地位。那么从思想方面所表现的审美上也同样实施一种禁锢。那么他们绝对不会去推动像王铎、倪元璐、黄道周等具有反叛性的草书，让人们去崇尚这一书风。实际上清代君主不是出于个人的书风爱好，而是要考虑统治阶级政权的稳定，采取人性的压抑，才倡导赵孟頫、董其昌的流行。事实上，董赵的书法都是一种理学式的书法，缺乏个性张扬，显然倡导董赵书法是别有用心的，让董赵书法代替王铎等具有反叛性的书法，实际上等于在书法上实施对人性的一种压制。那么，在这种发展中，把一个历史上二流的帖学书法变成一个主流的东西来推动，那肯定就成了末流，帖学成为末流，就延续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