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龙说：龙文化起源及衍化新解——介绍于新生学术新著《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

三．提出古文化图形研究的的“四重证据法”

鉴于民间美术对原始美术某些信息的保留及其造型方式的类同性，《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将民间美术作为原始美术造型方式的延续形态来参与古文化图形的研究，特提出以古文化图形的造型方式为形成依据，并以民间美术参与古文化图形佐证的“四重证据法”。这就在以往“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以历史实物、记载、传说参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将美术学中的图形造型方式介入古文化图形分析并以民间美术这类当今实物参证的可能性，从而为古文化研究提供了第四重证据。此参证方式可从三个方面为古文化研究提供证据参考：一是古文化图形是由图形造型方式形成的，对古文化图形原本的探究，也必然要以其造型方式为研究依据；二是某些民间美术形态仍然延续并保留了古老的原始文化信息，可与原始文化相互印证；三是由于原始美术与民间美术在造型方式上均具有原本特征的类同性，可依此作为原始美术造型方式的参照介入古文化图形的研究。此种研究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古代的原始资料的直观层面，而是通过分析图形的造型方式并利用文化积淀的现实形态(民间美术、民俗文化等)来参与揭示古文化的原本形态，相对于传统考据学直接实证对应的方式，为探讨古文化图形的形成从造型上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及更多的参证依据。

四．创立龙原形起源于原始生殖崇拜的“肠龙说”

“肠龙说”是《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由以上方式研究龙起源的主要观点。早期的龙造型多由不同物类的头部与相似的弯曲条带状身体两部分构成，就原始龙纹头部的不同特征来看，其并无源于某一物种再衍化到其他物种的相互联系，且同时期的龙造型头部也不尽相同（如红山文化玉龙），因而该书认为：不同类型龙的头部各不相同，其显现出来的是龙的个性特征（不同物类及不同部族图腾物）；不同类型的龙所呈现的共有的弯曲条带状身体，显现出来的才是其崇拜内容的共性特征。龙与龙之间的头部不同与身体的相似，说明龙是由不同物种、不同图腾部族（头部）与相同崇拜内容（体部）结合而成的。以此切入，本书突破以往仅从“象形”角度在动物或自然现象中寻找龙原形的观点，而是通过古文化图形造型方式的介入来对龙图形进行研究，认为龙的原形物并非起源于某种完整动物或自然现象，而是源于原始生殖崇拜中人们认为生命体中所具有生殖神性的某个部分，这个被认为具有生殖神性的部分，即是所有动物都共有的“肠”。原始生殖崇拜对“肠”生殖的认识，就像古人感性地认为“心”是主管思维的器官一样，由于生命是在腹中之肠的包绕中孕育，更因生命在分娩时与肠形脐带相连，故而在对生命孕育还处于感性认知的原始思维中，肠也就被直观地看作是生命的生殖之源。基于这种感性的认识，肠在原始生殖崇拜中便成为了极具灵性的生殖神物。在对此生殖神物进行神灵化的图形造型中，人们以“拟人”“拟动物”的方式赋予了肠想象中的神灵特征：先是给肠加首，后又给肠长足、添翼、生角，并逐渐添加其概念所需的诸多象征符号，从而以“集形表意”的造型方式使肠成为了一种具有动物化特征的灵物：龙。龙图形的形成及其所体现出的动物性造型，正是人们在原始思维中用艺术造型的方式将肠神灵化的结果。《龙文化图形原本探源》一书依据原本思维方式和原本艺术的造型方法分析了龙图形的形成过程。从原始龙图形的造型特征、古“龙”字的形态、天干“己”与肠的关系及在人身的相应定位、“女娲之肠”的神话传说、蟠龙纹围绕孕子的造型原本、古代文物中的肠纹认定、龙的造型演化及类型、龙与相似物的“互渗”、民间风俗遗存与龙的联系等为依据，并对赵宝沟文化尊形器神灵物图形、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蚌壳摆塑、“肠孕子”“龙孕子”“蛇孕子”与“蛇盘兔”图形、曾侯乙墓漆棺纹饰、《人物龙凤图》、《人物御龙图》、《马王堆汉墓帛画》、《金雀山汉墓帛画》、“黄肠题凑”的古代葬制、董家庄汉画像石墓立柱图像等肠龙生殖图形个案进行解析，还原证明了原始生殖崇拜中人们认为的生殖神灵“肠”即是龙的原形。以此解释了原始龙紋头部的多物类特征及在原始生殖崇拜中涵盖所有生殖对象的广泛性、包容性及由此而来的祖先神、自然神、王权神等概念的延伸，体现了龙原形在原始生殖崇拜中其个性特征与共性意义的合理性。